| 摘要： 刑罚目的对量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量刑要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从刑罚目的的两大基本元素——报应和预防出发，可以发现刑罚目的对量刑的要求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了解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量刑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 关键词：刑罚目的；量刑；报应；预防 一、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决定意义 量刑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社会话题。从王斌余案到许霆案，这些典型案件都体现出媒体、法律界和普通民众对司法量刑结果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之所以对具体量刑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和评价， 根本的原因是不同主体所持有的刑罚目的观存在区别。 刑罚目的观体现的是从根本上人们希望刑罚所能实现的目标，刑罚的具体规定、具体量刑和执行都是实现特定的刑罚目的观的手段。人们对某种量刑结果是否正当的评价， 就依据这种刑罚结果是否满足了其心目中的刑罚目的。所以从不同的刑罚目的观出发，自然会对作为刑罚目的实现手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原则产生不同的看法， 最终导致对刑罚裁量和适用的不同评价。而现代社会的刑罚都是由国家作为主体通过刑事法律制度来规定、适用和执行的， 因此国家正式的刑罚制度所反映出来的当然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所确定的刑罚目的。国家的刑罚目的贯穿在整个刑事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法律运行层面上影响到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各个领域，最终影响到量刑的过程和结果。刑罚目的对量刑有决定性意义。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和存在依据；刑法学者基本都承认刑罚目的的重要地位，其决定了整个刑罚制度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李斯特所言：“个人和全人类精神发展的所有进步在于，本能行为转化为意志行为，也就是本能行为的目的性得到认识， 目的的想法成为行为的动机……我们必须将这个关于刑罚的观点予以适用， 并观察其发展是否也由普遍的发展规则来决定。”量刑作为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刑罚实现刑罚之目的， 量刑受刑罚目的观之统帅。当刑罚目的模糊不清时，即便面对同样的案件，量刑也会变得无所适从。法律规定的量刑区间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这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重要依据就是原则性的刑罚目的，量刑要实现其目的性。不同法官从其自身对刑罚目的的理解出发在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量刑， 量刑就变得无法稳定和统一，出现量刑差异和失衡。可以说刑罚目的有多复杂，量刑就会变得多复杂，量刑过程和结果受到刑罚目的之影响和决定。所以要使得量刑实现其公平合理性， 我们就必须考察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有什么样的不同要求， 这些不同要求是否在量刑时都已加以充分考虑和满足。如果不能理清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 无论对量刑自由权施加多少权力限制和立法限制， 无论对法官进行怎样的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作为量刑基本决定因素的刑罚目的观仍然会导致量刑的种种问题发生。例如在司法系统完备，具有完整刑事法律、标志性的量刑指南，并且法官素质较高的美国，从上世纪80 年代刑罚目的观从矫正向混合理论的转变就导致了监禁率的急剧上升，而同期的犯罪率并无急剧变化，这表明量刑随刑罚目的之变化而直接趋严， 导致了一系列争议的产生。 二、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 刑罚目的论被视为近代刑罚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无数学者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也成为区分不同刑法学流派的主要标准之一。但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研究体现出稳定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稳定性是指各种理论观点所围绕的基本元素大体一致，即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将“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作为刑罚目的的两大基本元素，西方两大法系确认这两种刑罚目的基本元素的理论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只不过其所用的名称和术语略有差别。这点正如储槐植先生的总结：“大陆法系法学把刑罚理论归纳为报应刑和目的刑两大类， 美国刑法理论归纳为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类， 除表述方法有差异（大陆法系理论提‘刑罚目的’，美国理论提‘刑罚理由’，如此等等）之外，实质上是相同的。”而我国刑法学界由于对西方学说界的吸收和借鉴， 也基本上坚持了报应和预防两大基本元素的刑罚目的观。 所谓的多元性就是指在刑罚目的这一理论问题上存在着流派纷争， 而不同流派的区分主要是由于对这两大稳定元素———“报应”和“预防”所持观点的差别所造成。刑罚目的理论中，有坚持绝对的报复和因果理念的报应主义论调，也有坚持完整“目的刑”、功利思想的预防主义观点，亦有在“报应”和“预防”两种理念之间进行折中架构的一体论； 所以刑罚目的理论可以分为报应论、预防论和折中论三大主要理论，而且每种理论又因内部的细节观点差异而有不同的分支。 虽然新的目的论层出不穷， 但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的主要理论（不管是报应论、预防论还是一体论）都是围绕着上述“报应”和“预防”两个基本元素展开。所以说刑罚目的的理论尽管在不断演化和多元化，但是又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结构”，对“报应”和“预防” 的看法是所有刑罚目的论绕不开的问题，对“报应”和“预防”的态度成为所有刑罚目的理论的立论基础，正是在“报应”和“预防”观念不同理解的基石上，不同学者建构了不同的刑罚目的理论。 因此在分析刑罚目的对量刑之基础性影响时，从“报应”和“预防”两大元素出发，就可以清晰体现出整个建构在这两大元素之上的刑罚目的是如何对量刑提出各种具体要求的了。 （一）“报应”元素对量刑的影响。刑罚目的中的“报应”元素简言之是指将刑罚的目的视为对犯罪行为之完全的回报，认为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犯罪是刑罚之前提原因， 犯罪与刑罚之间存在基本的因果/报应关系。 不管是何种报应， 在量刑上始终要求的是刑罚对犯罪的报应关系。这种报应关系的内在机制被引申为量刑时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或者罪刑相当原则，例如布莱德利（Bradley）就认为罪刑之间的必要联接是报应论的基础，报应之中心是罪刑关系；本恩（Bean）则认为报应之罪刑关系为刑罚提供了大体范围， 而一般预防的威慑论和特别预防的矫正论都不能保证这一点。因此，报应要求量刑时刑罚的严厉程度要同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 在罪刑之间实现对应平衡。所以量刑均衡（或罪刑相当）就成为报应的运行机制。而不同的报应种类所决定的罪刑均衡的依据是不同的， 可以说正是报应的具体种类划分了量刑时罪刑均衡的不同机制。神意报应要求罪刑均衡的依据是宗教信条和教义，比如《圣经》上所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害报复教义，就要求刑罚的量定程度同犯罪对被害人伤害程度相适应； 在道义报应条件下，罪刑均衡的依据是道德伦理要求，刑罚的严厉程度主要同犯罪的道德恶性相适应。罪犯在道德意义上越邪恶，量刑时就越严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受最残酷处罚的犯罪是最严重违背礼治道德的“十恶”犯罪。而法律报应则要求刑罚的严厉程度只要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