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工业加快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下,要实现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居安思危,保持清醒,以战略的眼光认真审视未来中国工业发 展中面临的以下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率配置 有研究表明,中国能够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基于就近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其合理性,然而,高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着力将资源集中投入那些能够快速拉动GDP增长的部分行业。各地都将能够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行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早期主要是钢铁、石化、能源等,进入21世纪后又增加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这在各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各地区制定的“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来看,除了山西等资源富集的少数省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产业同构是要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由于各地区都发展类似或者相同的产业,必然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形成激烈的竞争,而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带来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具体说来,中国地区间产业同构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直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有关行业产品产销率低,引发同类企业过度竞争,同时导致建设项目小型化,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无法形成产品竞争力。二是产业同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早在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就明确表示,中国工业已有1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而以钢铁、电解铝、汽车等为代表的7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当前,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三是加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产业同构突出表现为各地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高度相似,由此引发了对资源产品的激烈竞争。四是各地区产业结构无法形成独特优势,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地区之间无法形成专业化分工,进而引起地区市场分割,割裂了地区的协同发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增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困难。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引发的高能耗及高污染现象严重 199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为主的,这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重化工业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被迅速放大。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造成了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高能耗和高污染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内部的落后产能引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注意轻重工业的比重,而且还要看重化工业的内部结构。重化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部分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能耗和优化环境的作用,然而,重化工业中的落后产能却会使能源消耗增加,并带来环境的高污染。 (一)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中国能源的保障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源消耗的10%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分析表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以2007年中国能源消耗为例,在4类主要的能源产品中,94.8%的煤炭、67.7%的液体燃料、73.3%的天然气以及75.3%的电力都用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和石化部门,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能源消耗严重依赖,而这些行业的落后产能,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重化工业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淘汰落后产能,不仅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保障能源供应的需要。 (二)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一方面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对非清洁能源有着较大的依赖,这些能源在使用和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引发了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硫形成的酸雨也对环境产生严重损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废旧物资处理还依然遵循单向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较大,再处理和回收力度不够,不仅带来巨大的浪费,也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三、信息化成本过高、“两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有待突破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这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虽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信息产业也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生产自动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信息化的成本相对过高;另一方面,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 (一)信息化成本相对过高 不仅仅包括了制造成本,还包括了交易成本、使用成本。从制造成本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中承担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但是大量的核心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核心机器设备的使用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而核心的软件技术等也由于发达国家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大范围的扩散,这都使中国信息化的制造成本大幅度攀升。从交易成本来看,政府控制着较多的资源,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由此信息化的交易成本极高。从使用成本来看,一方面,信息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价值管理(VBM)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信息化建设时往往自我封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大量的产品信息、供求信息、技术数据等,都因为信息流通渠道不畅而无法实现企业间的共享。 (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较为先进的信息产业引致的创新技术能够充分被传统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水平改造传统工业,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然而中国的信息产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超高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基本上属于孤立地发展,与其他工业部门没有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四、“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长期以来,中国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这其中包括了较低价格的劳动力、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等。然而,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低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新的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战略性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核心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一)“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大多是加入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如服装、鞋类、家具等行业。企业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