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个论断把统筹城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党中央之所以强调统筹城乡,自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这既与20世纪最后十年农村总体小康实现程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关,也与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有关;既与城乡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有关,也与城乡差距之大已引起全社会关注有关。其实,强调城乡共同发展是我党曾经提出和执行过的正确政策。新中国成立初,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从西南地区的实际出发,就曾提出过“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的主张,并在西南地区具体实施;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专门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提出了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本文拟通过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所实行的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相应措施的分析,为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发掘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
大西南解放之初,经济十分落后。邓小平较早地从城乡经济互动和国家工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农村问题、工农问题和城乡问题。因此,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认为“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1〕。西南解放伊始,1950年1月,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一个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中国如果不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能设想出现一个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以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对农民的重要剥削。政府部门更应做更多的工作,而且每一部门都有其自身的责任。”他特别强调:“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不提高,是谈不到工业化的。” “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有了繁荣的农村就有了繁荣的城市。”〔2〕以上事实表明,邓小平于困难中受任主政大西南,一开始就把农村的发展作为城市繁荣的前提和基础,这种认识对当时经济极度落后的西南地区是恰如其分的。
任何经济思想,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仔细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就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西南确实是一个工业非常落后、农业产值远远大于工业产值的地区。据统计,1949年整个西南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7亿元,仅仅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而农业在整个总产值中占了76.3%〔3〕。这些数字说明,当时西南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比例甚低,其落后状况不言自明。而当时中国经济基本上仍是以农立国,对处于落后地位的大西南而言,工业经济的规模自然更是小于农业经济。
可见,邓小平对西南地区城乡关系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西南地区农村不发展,农民的生产力不提高,要发展工业、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把农村经济的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是理所应当的。邓小平提出“面向农村”,强调城乡的互相依赖关系,不仅是把发展农业作为解决工商业困难的重要途径,也是把它作为工商业的任务。这与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统筹城乡共同发展政策的是异曲同工的。
二、组织城乡内外交流,繁荣城乡经济
如何“面向农村”呢?1950年7月,邓小平批准了《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组织城乡内外交流” 。在同年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要组织工商业下乡,认为“下乡总比不下乡好,下乡虽有困难,但不下乡更困难些”〔4〕,明确要求各贸易部门要积极组织企业到农村去。在1951年1月西南区第三届贸易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1951年贸易工作首要任务为继续稳定市场,加强内外、城乡交流〔5〕。为此,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多方努力搭建城乡交流的通道和平台。
第一,在西南财委领导下,建立了国营商业机构的网络体系。为促进西南地区贸易的发展,1950年4月5日,中国百货公司西南分公司成立〔6〕。同年8月底,西南各地相继建立了国营贸易公司。为支持各地贸易公司,西南贸易部经中央贸易部和西南财经委批准,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贷款500亿元,分发给各省区开展工作〔7〕。1952年4月27日,西南区第三次合作社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西南区合作社发展的方针。即:农村以区为单位建立供销合作社,区以下设分销店、供应站、收购站、售货摊、货郎担等贸易组织;在城市组织大消费合作社,各街区设零售和副食品供应站〔8〕。有的行署还规定没有设立国营贸易公司的县城和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乡镇,可设一揽子公司。公司隶属于行署生产供销合作总社或各地贸易公司,其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私股可占60%至80%,公股约占20%至40%,即以私人资本为主,以国有资本为辅。其利润以分红方式处理,其业务以“代购代销”为主,“赊销订购”及“现款交易”为辅〔9〕。至1952年6月底,西南地区已经建立县(市)合作社259个,城市消费合作社及分销店675个,农村基层供销社及分销店5421个,共发展社员680万,吸收股金1200亿〔10〕。这样,在西南建立起中国百货公司西南分公司——各地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一揽子公司)——分销店、供应站、收购站、售货摊、货郎担这种金字塔式的贸易网络。城市工业品和农村的土特产正是通过这些血管被输送到了全区、全国各地,从而大大活跃了工农交流、城乡交流,搞活了经济。
第二,对交通业大加扶持,筑造起了城乡交流的大动脉。大西南历来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但却地处边远,关山阻隔,所以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而西南地区的农村更是民族众多,山高水险,与世隔绝。要“面向农村”,解决交通是当务之急。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最清楚西南经济交通发展的紧迫性。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才一个星期,他就在西南局会议上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建议。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的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说,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1950年6月12日 ,中央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赵健民、赵锡纯为正副局长〔12〕。随后,成渝铁路紧锣密鼓地开工了。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1952年7月,全长505公里,横贯川渝中心区域的成渝铁路终于建成通车。
对成渝铁路的意义,人们往往更多地是从政治上加以评价,认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用自己的技术、设备、人才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使部分处于困境的企业起死回生,对稳定人心、巩固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其实,我认为在成渝铁路通车后的几十年中,人们更能直接感受到的还是它的经济价值。它把成都、重庆及沿线的富饶之地联结起来了,促进了铁路沿线甚至整个西南的经济交流。同时,该铁路的强大运力更是大大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正如当时川西工业厅在《成渝铁路通车给川西工业带来了有利条件》一文中所说:成渝铁路“自重庆起衔接长江的水道运输,贯通了川西平原,沿途经过川中各地,都是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的繁荣区域,使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和土特产得到顺利输出,促进了全区的经济繁荣,其经济价值难以估计。”〔12〕
由成渝铁路的修建,邓小平更加强调铁路建设在西南经济这个大棋盘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了。邓小平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便捷的物流和人流,至今仍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蜀道难”问题,西南地区的经济就难以腾飞。
西南局在加强铁路建设的同时,又对以重庆为枢纽的水上运输业进行了大力扶持,贷出巨款帮助航运业购买和维修船只,对嘉陵江、岷江、涪江等长江支流进行了整修,使其通航能力大大增加,据统计,1951年四川省的通航里程就达到了9868公里〔13〕。
1954年,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宋任穷在总结西南交通建设的报告中说:“几年来,我们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满足城乡物资交流的需要,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交通建设工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铁路方面,我们以短短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成渝铁路的修筑。目前正在修筑的宝成铁路,与将要修筑的成昆铁路,将使区内和区外的铁路联贯起来,为西南进一步的工业建设准备条件。公路方面,由于西南解放时遭到国民党匪帮的严重破坏,解放后,我们立即大力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截至一九五三年底止,恢复公路约八千一百七十五公里,改建公路约八千公里,新建公路约五千四百余公里。全区公路通车里程,由初解放时一万零六百八十一公里,增加到一万九千二百三十一公里。运价也逐年降低,一九五三年较一九五零年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一;……货运周转量一九五三年较一九五零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五,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相应的推进作用。”〔14〕
第三,发展中小型企业,鼓励企业下乡,组织物资交易会,构建城乡交流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西南,现代工业极少,生产力落后。城市工业面向农村,如果只靠国家投资的少量大工业是不行的,必须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国营和私营、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提出:要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目前我们的大工业只有这么多,而且这些大工业的生产是用于全国或国防的,大多和农民无关。要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的指导,这主要是各省区的工作。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的,然后由近及远;其次必须是有利可图能吹糠见米的,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日再办。各地应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地主的一些资金也可诱导到这方面去。〔15〕1951年7月,西南财经委在西南区首届地方工业会议上,明确规定了西南区地方工业的四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面向农村,解决广大农民缺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6〕。这就为西南区工业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政府还通过加工、订货、收购、贷款、救济实业等办法,促使私营企业恢复生产。这些措施不但确保了西南公私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使得西南地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局面迅速被扭转,从而使西南经济得以稳步恢复和好转。
关于西南区的商业工作,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加大国营贸易的力量。国营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自己带头下乡。重庆现在要注意,有二千亿减租退押的票子,下乡后如何办?资本家的着眼点是如何去从农民身上收回来,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如何活跃农村经济。二是大量组织私商下乡。要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乡,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我们不要害怕这样会发展了私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目前一定限度内的发展还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税收、从价格上加以限制。〔17〕这些论述既体现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在工商业发展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力量采用多种方式活跃地方经济,同时又不放任自流,国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引导和“节制”,从而做道“放而不乱,活而不死”,使地方经济始终在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
为了给下乡的商品和乡下的土特产找到销路,当时西南各级人民政府举办了各种层次、各种节气的物资、土特产交易会:既有西南全区的交易会(如1952年7月在重庆大田湾举办了西南区物资交流会,成交总额达到5666亿元(旧币),也有各省、各行署、县和中心乡镇举办的;既有春交会,又有秋交会。这些交易会对促进城乡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川北行署在南充市1951年春交会后所总结的:交易会“(一)为城市部分工商业打开了销路……。又对于交流生产经验,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情绪,起了一定作用……;(二)会期中招待农民代表与工商业者举行座谈会,明确了生产经营的方式和品质如何改进,以适应广大农民的需要;(三)在城市工商业者与农民的感情交流上起了桥梁作用,农民代表在参观展览会时,受到工商业者的殷勤接待,座谈会上有三四位代表很感激地说‘在伪政府时代,我们黄泥巴脚杆的人,走到你们商会的门口,从来不敢进去看一看,因为你们是有钱人。今天呢,我们不仅受到你们殷勤的招待,并且你们也知道重视我们的意见。希望今后我们能共同的为发展生产而努力’”〔18〕。可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它不仅促进了城乡贸易的发展,而且对密切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正因为社会各方的努力,当时的西南地区商品贸易日趋繁荣。1951年11月12日,在西南财经委第三次全委会上,邓小平指出,西南金融物价基本稳定,城乡经济繁荣,市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19〕。
三、强调因地制宜,农村要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土特产
“面向农村”是邓小平站在城市和工商业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要真正实现其目标,仅有城市和工商业的努力不够的。作为“面向农村”中的“农村”,应该怎样来迎接城市和工业的到来呢?为此,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西南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多种土特产,发展特色经济。从很多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局的会议原始记录、指示看,其中要求多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指示不胜枚举。如,1950年8月西南农林生产会议除布置当年粮棉等作物的生产任务外,还对西南各片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作了具体指导:川西以伐木、兴修水利、种植茶叶为主;川北以棉花、蚕丝为重点;川东以推广良种、挖塘种麻为主;川南以甘蔗、棉花、青麻和伐木为重点;云南以棉、麻、茶叶为主;西康以伐木、修水利、白蜡等为重点;贵州以棉、麻、伐木为重点〔20〕。1951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贯彻政务院1951年农林生产决定的指示》,其中就讲到:1951年西南农林生产的方针就是要大力发展棉花等工业原料生产,使棉花、烤烟、甘蔗、红茶等均能有计划地恢复与增产〔21〕。有的指示还具体规定了每个区、每个省应该种植的经济作物和土产的具体数额。正是按照这些布置,西南地区农民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取得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使整个西南地区日渐呈现出物产种类丰富、贸易初步繁荣的景象,人民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正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领导人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重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并采取了积极正确的政策,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很快便呈现出各类商品“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良好势头。1952年10月,西南军政委主任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说:“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西南及各省(区)、市、县各级的物资交流大会工作,不但恢复与发展了市场经济,加速了商品流转,而且开辟了远地销路,为大部分土特产找到出路,为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22〕此前,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四川考察后回到北京,曾不无赞誉地对毛泽东主席感叹道:“西南的小平有经世之才啊!”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早有“人才难得”的判识,1952年6月,邓小平奉调进京,主持中央财委工作。
四、启示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同时,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从恢复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农村市场入手来恢复城市经济,把乡村和农业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城乡兼顾,工农业兼顾,成为当时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作为西南地区重要领导人的邓小平深刻领会了中央精神,并对西南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使西南地区的工农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奠定了未来西南发展的基础。从邓小平等人采取的促进西南城乡、工农交流的各项措施中,我们应该得到哪些启示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应该说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20世纪50年代过渡时期后,我国为奋力实现工业化,靠农业的积累、农民的贡献和农村的支持,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但这个时期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城乡差别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缓解,但收效甚微,城乡、工农差距继续扩大。因此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报告都特别强调了“三农”的基础地位。认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实现“小康”,要最终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把农业置于重要地位。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可见，只有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才有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在思想上真正重视“三农”。
第二,必须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时,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恢复和发展交通。这对增强闭塞的西南地区对内对外交流、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的发展对西南地区意义尤其重要。西南地区有丰富的水电资源、煤炭资源、有色金属资源、旅游资源以及人力(包括大三线的科技人才)资源,但因为交通及与之相伴的信息、市场等条件的制约,西南经济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因此,西南地区甚至于整个西部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必须加强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构筑跨省、跨区甚至跨国的交通网、水电网、信息网,通过这些网络加强与其它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增强对外经济辐射。
第三,必须鼓励农民发展特色经济。城乡统筹除了政策倾斜、城市帮助农村外,农村自身也要不断努力。毕竟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从西南地区目前的具体状况看,我认为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是大有可为的。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气候多样,物产丰富,加上各地历史文化的影响,发展特色经济是大有可为的。邓小平不仅在主政大西南时注意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大搞土特产,而且到中央工作后,也不断利用到西南视察等机会,勉励农民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经济。195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云南视察时指出:“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云南条件好,一定要搞多样性。”〔23〕1965年,他在昆明钢铁厂视察时又指出:云南除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外,还必须要在农业上多种经营,要设法更多地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的生产。同年视察贵州时,针对贵州的省情,他专门就如何发挥山区优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省委重点要抓农业,粮食要达到自给,山上多种树,发展农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24〕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南三省,从经济角度看,应该说都各有特色。如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有色金属企业、烤烟、茶叶、咖啡等,贵州的能源,四川的冶金、电力、电子、加工工业、旅游、酒类等。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这些省份在大力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同时,还要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加快培育区域特色产业,挖掘区域特色资源潜力,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提高农业竞争力,广泛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继续探索,努力走上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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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90.
〔9〕川北行署贸易厅:卷8〔C〕.四川省档案馆藏.15.
〔12〕川西行署工业厅:18卷〔C〕.四川省档案馆藏.1.
〔13〕川西行署.四川省两年来航务工作概况表:204卷〔C〕.四川省档案馆藏.
〔18〕川北行署贸易厅:59卷〔C〕.四川省档案馆藏.34-35.
〔23〕〔24〕叶菊珍.试论邓小平在三线建设中的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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