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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构建视角下的中俄转型比较分析

时间:2011-07-20 09:48 来源:www.lunwen163.com 作者:163论文网 点击:
[内容提要]国家构建是一个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的过程,它是实现社会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俄罗斯转型危机的重要成因在于不利的结构性约束和错误的策略选择导致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中国转型成功的经验则体现为根据特定的结构性约束选择适宜的国家构建策略,从而实现了有效的国家制度构建与能力培育。在转型的深化阶段,中俄两国需要通过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种制度完备、组织合理、能力充分、治理有效的现代国家,以最终迈向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国家构建 国家能力 转型 中国 俄罗斯
   
  国家构建是影响社会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俄罗斯在不利的结构性约束与无效的国家构建策略的相互作用下,陷入国家能力衰败和社会经济持续下滑的陷阱。中国则立足于转型的特定结构性约束,采取了有效的国家构建策略,实现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奇迹”。从国家构建这一崭新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作出深刻的理论诠释,而且有助于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适宜的国家构建战略。
  
  一、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构建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出重大挑战。转型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权力和职能范围过度扩张的国家严重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效率。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让国家从社会经济中大幅度撤出,实现从“最大国家”向“最小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空间。然而国家的消极退出并非真正重构国家,而是将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彻底拆散,使国家正常的治理功能极度削弱,将社会经济发展置于更加混乱、无序和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后,学术界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的内在缺陷,重新思考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要在转型经济中进行有效的国家构建。
  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社会经济转型必须以有效的国家构建为前提,而国家构建是一个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的过程。国家能力可以界定为国家超越社会集团的影响,相对独立自主地界定和实施自身的目标偏好,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对社会进行有序治理,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国家能力的强弱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整合度、协调性和稳定性。作为一个制度化、组织化的公共治理主体,国家的权力运行与职能行使需要在相互协调、紧密配合的规则和组织体系中完成,如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连续、国家不同机构间的相互配合。当国家制度和组织结构彻底瓦解之时,国家必然丧失必要的治理功能,社会也会处于秩序分裂状态。二是政治制度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和规范民主制度的运行,建立法治。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是约束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规范权力运行。三是行政系统的有效性,主要包括国家行政系统是否便利于信息的沟通交流、控制“委托一代理”问题;能否建立起高效的现代官僚体系并创新政府治理模式。这将影响国家的治理成本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四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国家的公共政策能否获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将影响国家的合法性及政策实施的有效性;(2)国家在治理过程中能否抵制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也将关系到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
  由此可见,国家构建是一个涉及多重维度、多重变量的构建与协调过程,国家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职能范围的大小并不存在简单的线形关系。在现实中,既存在“大而强”的国家,也存在“小而强”的国家。关键是在特定的结构性约束下采取适宜的国家构建策略,以培育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就转型国家而言,国家构建的结构性约束主要是指转型前形成的国家体制结构及运行状况。国家构建策略主要指领导集团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改革战略和公共政策来重构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定位国家的角色和功能,调节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过程。那些重视结构性约束,采取适宜的国家构建策略的转型国家更有助于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从而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忽视结构性约束,采取过度激进、排他性政策的国家则更容易导致国家能力的衰败,影响社会经济转型的绩效。中国与俄罗斯为此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
  
  二、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俄罗斯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以制度变革的多重性、共时性和激进性为主要特征。自由派改革者试图通过全面的制度重构,迅速建立起繁荣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过度激进且考虑不周的改革却在瓦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将俄罗斯推入严重的转型危机之中。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数据,俄罗斯转型期累积的产出下降幅度达到40%,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的衰退程度,直到2006年,俄罗斯的实际GDP才接近转型前的水平。与严重经济衰退相伴的是制度的不稳定、法治的缺失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
  导致俄罗斯转型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能力的衰败。尽管俄罗斯的转型在名义上是国家强制推动的制度变迁,但在转型启动后,国家协调制度变革的能力却非常微弱,国家自身就成为加剧社会经济动荡的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一种“弱国家”治理模式。其主要特征体现为: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能力大幅下降,无法有效实施法律,有组织犯罪大量滋生;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急剧降低,无力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国家难以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俘获,改革承诺缺乏可信性;中央与地方权责界定不清,地方政府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呈现出掠夺性特征;广泛存在寻租、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1通过六个指标对主要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定量测度。从中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在转型国家中是较弱的。
  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衰败与其特定的结构性约束及国家构建策略密切相关。从结构性约束看,俄罗斯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而计划体制下国家权能的无限扩张不仅导致国家治理的低效率,而且破坏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国家能力的培育还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前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仓促发动的以“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为核心的激进政治改革已将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拆散,导致国家权力消解、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分离主义滋生,乃至国家合法性的丧失。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不完善的“双轨制”改革、“自发私有化”,使微观经济主体摆脱了中央的必要监控,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也遭到严重削弱。
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衰败与其特定的结构性约束及国家构建策略密切相关。从结构性约束看,俄罗斯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而计划体制下国家权能的无限扩张不仅导致国家治理的低效率,而且破坏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国家能力的培育还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前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仓促发动的以“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为核心的激进政治改革已将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拆散,导致国家权力消解、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分离主义滋生,乃至国家合法性的丧失。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不完善的“双轨制”改革、“自发私有化”,使微观经济主体摆脱了中央的必要监控,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也遭到严重削弱。
  在这种结构性约束下,自由派改革者采取的 激进转型策略进一步加速了国家能力的衰败。首先,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引发了不同政治派别、利益集团的激烈争斗,严重制约了国家的行为能力;无效的政治制度设计(如过度分权的联邦制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也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必要的权威及控制力。其次,主导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华盛顿共识”否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彻底退出,代之以“自我规制”的市场。在该战略的支持下,俄罗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将国家的经济职能进行了最大幅度缩减,国家丧失了克服市场失灵的功能。最后,国家与社会的非协调互动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一方面,许多改革政策往往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关心公众对改革的参与,也不关心改革对失利群体的消极影响,结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降低了其有效性;另一方面,国家过度依靠精英联盟的施政策略却孕育出庞大的“内部人”和“寡头”阶层,它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对国家实施俘获,不仅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性,而且使改革路线严重偏离了效率与公平这两大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在不利的结构性约束与错误的策略选择相互强化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家能力呈现出不断衰败的趋势。由于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市场与社会也就相应地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俄罗斯陷入一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公民社会失灵”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秩序分裂状态。其最终后果就是扰乱了社会成员的理性预期,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缩减了社会信任空间,无法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并由此加剧了社会经济的衰退。
  为了使俄罗斯摆脱转型危机,普京在其八年的任期内对俄罗斯的转型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是强化国家制度建设、提高国家能力、构建强国家主导下的可控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措施包括:改革政党体制,完善联邦制度,消除寡头干政,改革行政体制;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及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加强宏观调控,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实行整合社会的积极社会政策等。该战略调整对于恢复国家能力、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复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的许多政策延续至“梅-普”共治时代。
三、国家制度构建与能力培育:中国的转型经验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良好绩效。转型期间,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平均GDP增长率达9%以上,200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达到1978年的15倍。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中国转型的成功实践与国家的作用密不可分。特别是中国通过有效的国家构建,培育和增进了国家能力,实现了国家与市场及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表1中不难发现,中国所有的国家能力指标不仅超越了俄罗斯,而且在转型国家中位居前列。因此,称中国为“强国家”治理模式是有实证依据的。
  转型启动前,尽管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程度不及前苏联,但是国家对社会高度渗透和控制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却与前苏联基本相似。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曾使中国社会陷入极度混乱,国家能力遭到严重削弱。这种特定的结构性约束决定了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构建需要有效权衡两方面的任务:一是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国家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的基本职能;二是通过稳健而有效的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模式转变,使其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领导集团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上述结构性约束,采取了适宜的策略选择,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构建。
  首先,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构建并非以激进的政治民主化为先导,而是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服务于经济改革需要的策略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执政党领导的政府始终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必要集中,维系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因政治秩序激变引发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保证了国家具备充分的行为能力。同时,中央执政者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的认知偏好和执政理念进行重大调整,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将国家治理目标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社会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这一转变突破了刚性意识形态制约,使制度环境更具灵活性,为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契机。
  其次,中国采取了适度分权的改革措施,优化国家权力和能力的配置。这些分权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央政府采取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财政、金融、经济决策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分权化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激励约束结构。一方面,它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凭借在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领导权仍有能力约束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可以汲取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推动改革。二是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经济分权。国家通过政企分开、放权让利等措施使国企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并鼓励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在经济分权过程中,中国没有采取俄罗斯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化,尽管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大下降,但国家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保持必要的控制,确保国家具备必要的经济权力和实施经济干预的能力。三是国家通过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扩展了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自主活动的空间,将国家过多承担的社会事务转交给他们,以削减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十分注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以塑造一个具有较强行政能力的国家机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平均五年一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如此密集的政府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罕有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1)缩减政府机构和规模,降低政府成本和内耗;(2)转变政府职能,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政府改革不仅促使官僚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日趋合理、权力运作更加规范,而且使政府的目标、角色和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实现了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转变;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也从“敌视”、“排斥”转变为“友好”、“亲和”;政府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在行政过程中也更加注重扶持市场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尽量避免出现“政府失灵”问题。
  最后,国家也在不断协调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对社会的有效掌控与和谐治理。转型引发的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分化加速。面对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治理方式,构筑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就必然出现社会游离于国家的不利局面。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分类控制”的方式来管理和规范新生的社会组织,鼓励它们发挥必要的公共服务功能,抑制其分裂国家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影
响。同时,政府也运用积极的社会政策来消弭市场化产生的利益分化,实现社会整合。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挑战,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持社会的公共政策(如西部大开发、城市低保、支持三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等)以保证全社会共同分享改革收益。中国政府也正在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可见,中国比较充分地汲取了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教训,深入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处于相互扶持的良性互动状态。
  总之,中国立足于特定的结构性约束,采取了有效的国家构建策略,培育和增进了国家能力,并初步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而促进了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社会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
  
  四、转型深化阶段的国家构建:中俄的战略选择
  
  时至今日,中俄两国已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进入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化阶段。该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更加全面深入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构建制度完备、组织合理、能力充分、治理有效的现代国家仍然是支持转型走向成功的基础性要素。
  尽管俄罗斯从普京时代开始进行的国家构建战略调整初见成效,但尚未形成一种稳定而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俄罗斯仍面临着复杂而艰巨的国家构建任务。首先,如何在现有的国家制度结构中实现不同职能部门的相互协调,防止出现多重权力中心冲突、消耗国家能力的局面,将是“梅-普”共治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总统与总理之间的职能分工和相互制衡;新联邦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效权衡等。其次,改革政府体制是俄罗斯面临的艰巨任务。尽管普京在其任期内已启动了两轮政府改革,但是俄罗斯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效能低下等弊病仍难以克服。俄罗斯需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特别是严厉打击腐败,提高政府的廉洁和透明度;削减行政成本,增强治理效能。再次,彻底改变国家被俘局面。虽然普京采取的一些措施削弱了寡头干政的局面,但国家被利益集团俘获的问题仍未得到根除,老寡头的衰落伴随着新寡头的崛起。不克服国家被俘问题,俄罗斯的国家自主性和能力难以提高。最后,俄罗斯需进一步协调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以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互惠共生的正和博弈状态。在经济领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培育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并推动国民经济从能源型发展模式向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在社会发展领域,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积极的社会政策来缓解严重的社会分化。最大限度地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巩固司法和言论自由,使公民社会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提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就中国而言,尽管强国家发挥了创建市场与整合社会的功能,但是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国家悖论”,即国家过度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目标与行为的变异和扭曲,如权力异化、政府行为短期化、公共利益集团化、寻租腐败现象滋生等。为了克服“国家悖论”,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控制各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更好地发挥国家“扶持之手”的功能。同时,需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以“大部制”为核心的第六轮政府改革,使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相互配合,避免出现政府机构“精简一扩张”的恶性循环,真正建立起“统一、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次,国家构建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相结合。中国的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有许多深层的制度问题、结构问题有待解决,如深化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实现发展模式转变等。国家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调整职能并优化国家能力,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也将为国家构建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调空间。最后,建立一个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对于国家构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尽管中国在转型期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萌芽,但公民社会的发育还十分薄弱,它对于国家治理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协调作用仍然较弱。因为中国也具有“强国家-弱社会”传统,所以,培育公民社会也将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国家要完善法治建设,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将社会团体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并探索国家与社会协商合作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国家要积极加大社会投入,缩小公民在收入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缓解社会利益冲突,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
  总之,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家构建既具有共性特征,也存在个性差异。这是由社会经济转型的普遍规律和转型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国家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转型国家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有效的现代国家构建不可能通过激进变革在瞬间完成,而需要在长期实践中反复探索、调试与磨合。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背后体现出一种主动而锐意进取的倾向。
  
  注释:
  ①Cynthia Robe,s and Thomas Shedoek,“Bring the Russian State in:Explanations 0f tlle Derailed Transition to Market Democracy”,i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4,1999,pp,477-498。
  ②AndrEi P,Tsygankov,“Modern at Last?Variety of Weak States in the Post-Soviet Wodd”,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01,40,2007,pp,423-439。
  ③Vladimir Popov,The State in the New Russia(1992-2004):From Collapse to Gradual Revival?,see http://www.nes.ru/-vpopov/documents/。
  ④非正式经济比例、犯罪率、产权不安全程度、政府俘获指数以及行政性腐败的指标数字越大则国家能力越低。政府工资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及政府的必要行政成本,这个数字过低则反映出国家能力的不足。
  ⑤陈明明《政府改革及其社会空间:从多元主义到法团主义》,参见顾丽梅主编《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4页。
  ⑥南开大学课题组《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载于《改革》2009第7期。
  ⑦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⑧董方军、王军《大部门体制改革:背景、意义、难点及若干设想》,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