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学联，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这位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杜润生
　　（1913- ），山西省太古县人，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背后
　　
　　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主持工作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着手进行农村改革。
　　7月18日，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村工作时，万里对杜润生说，中央“75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
　　7月31日，胡耀邦阅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并对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这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一直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最后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中央“75号文件”的框子，不再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期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时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并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
　　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1982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1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
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起初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次，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先念同志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1982年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1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当时农民称中央的“1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1号”。于是，此后4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
　　话说第1个“1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着涌现出来，亟待回答。比如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再比如雇工已经出现，政策是否允许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当时则属于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杜润生又指挥部下展开紧张的调研，在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并且继续争取最高层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2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发布第3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文件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8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当“农民工”的最早的文件。以上两个文件发布之后，温州纠正了当初压制农民搞私营经济的做法，给“八大王”恢复了名誉，称赞“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
　　1985年1月1日发布了第4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0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这是第5个“1号文件”。1985年，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了，一些人对农村改革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文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5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5个“1号文件”可圈可点，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样主持起草了这几个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
　　杜润生由于长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有深厚的“三农”工作底蕴。他反复强调农研室的工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农研室逐步形成了“三个一”的工作方法：一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年用半年时间下乡），了解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一是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根据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当年的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一是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文件。真正做到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实反映农村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5个“1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改革初期的这5个“1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杜润生这样总结当年5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1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21世纪来的接连几个中央“1号文件”，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年丰收。
耄耋之年的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
　　1989年以后，已76岁的杜润生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情牵“三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呕心沥血。晚年，他坚持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办公室，这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001年5月，杜润生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周年座谈会上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他说，现在很多现象可以作为农民没有取得国民待遇的注解：一、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徒的权利。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二、受教育的权利……他掐着指头一口气点评了10个方面。“我想了一下，说以上10条。这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有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存在不是一天，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经济学上说有一个‘制度惯性’，变成路线依赖。所以谁也不敢动，甚至没有人去反映。即使反映，长期得不到解决，习以为常。这样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十五’能有所解决”。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杜润生念念不忘“三农”，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90岁的时候，他就曾对自己的老部下王岐山等说，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1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连孩子都有少先队，妇女有妇女会，青年有青年团、青联，工人有工会，惟独不让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公平的。”
　　早在1981年2月11日，在青年们自发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杜润生就讲：“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过了几年，农民吃饱穿暖了，他就向邓小平建议恢复农民协会。“农民需要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这样的话，一讲就是几十年。
　　杜润生认为，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他说：农村政策当然要保持长期不变，但仅仅长期不变还不够，还要在稳定现行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土地的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不被基层政府侵害。”
　　晚年，杜润生看到中国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事实，多次建议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并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赋予农民长期并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处置权，与此相联系，提倡依照宪法规定，重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整顿土地市场，规范国家征地、企业用地，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拉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幕：将土地承包制从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人看到了此间蕴涵的能量，认为它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推动，它的突破性不亚于当年杜润生主持草拟的“1号文件。”
杜润生强调，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要“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他说：“经验证明城市化率上不去，农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当然，曾经参与启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杜润生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感到自豪。“农村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他说：“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我们不该简单地把农民当成一个农副产品的供给者。”
　　杜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所带的学生现在大都已经成为国之栋梁，如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等，周其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杜润生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有人评论说，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民主投票，148位中国知名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年里，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当年麾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领取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毫无疑问，杜润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然而，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这位一生致力于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老人在经济学创新奖时，依然念念不忘农民兄弟。
　　曾有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等赞颂之词。对此，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进入“奔百”高龄之时，尽管他因患白内障而视力弱，手有点抖，耳相当背，但是他头脑清醒，每天通过多种渠道接纳新鲜事物和信息，许多经济学家、农村干部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思维与时俱进，非常前卫。杜润生提倡农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他反对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农村经济增长。他认为农村人才的培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哪来农村的现代化？”
　　杜润生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地走向生命终点。”杜润生的生肖是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任劳任怨，始终默默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