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战略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发展战略的失误与教训是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实际上，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经济本体论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的思想形态和道德生活乃物质环境的反映和为物质条件所决定。只要生产方式、物质条件一经现代化了，则思想道德即如影随形，立即不成问题地随物质条件之现代化而现代化了。”按此逻辑，解决道德教育难题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生产力。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不断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社会和个体的道德水平将直接而“自然”地获得提升。这种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它是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不仅不是解决道德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相反却引发了道德教育的危机。
　　
　　一、“经济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可以用哲学本体论方法对伦理予以根源上的探究和揭示。从哲学层面上说，伦理在最终的根源意义上说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经济构成伦理的本体，这是伦理的本体属性。但对伦理“真”的揭示，其真理性仅限于哲学本体论层面。从实践层面上说，这种对伦理根源的揭示和探究有助于伦理的健康发展。以中国传统伦理与自然经济的契合为例，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传统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五伦设定，从根本上说与中国传统的稳定的自然经济相吻合。或者说，传统伦理的设定在最终意义上是由自然经济形态所孕育和产生的，自然经济为伦理的设定提供了原初条件。伦理以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形态，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有机体。当前追问伦理本体属性的合理性在于寻找其价值根基，以实现对基本社会结构和伦常关系的厘定，缔结有效的伦理价值体系，进而建构起经济与伦理互动的文明有机生态。总之，经济是根基，但伦理并不是对它进行简单机械的适应与迎合，而是超越与扬弃。界定伦理本体属性可以为当前伦理重建和更新提供现实基础。这是“经济决定伦理”命题存在的价值合理性。
　　然而经济本体论却将经济与伦理的辩证互动关系理解为简单的机械的决定关系。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决不是单一的决定性，也不是简单的决定一反作用的关系，而是辨证的矛盾运动关系，亦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是整体意义上而不是要素意义上的决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体，伦理和经济只是分别隶属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一个要素。有机体之间对应的决定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决定关系。所以，经济本体论是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机械运用和泛化。在实践层面上，经济与伦理是一对相互影响的范畴。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经济只有在伦理的引导下，才能健康发展，即伦理赋予经济以价值合理性。对此丹尼尔·贝尔说：“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
　　伦理价值对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新教教徒在“天职”的感召下，努力进取积累财富、过节俭节制的生活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样，个人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被赋予了神圣色彩。对“天职”的责任感和渴望救赎的欲望，激发了新教教徒的敬业精神，而节俭又将消费降至最低限度，于是社会财富在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中迅速积累起来，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丹尼尔·贝尔认为，基于自然本能的“经济冲动力”，在这一时期与限制自然本能的“宗教冲动力”很好地锁合在一起，由此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如果没有了“宗教冲动力”对“经济冲动力”的价值引导，社会就会畸形发展，这在随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印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它从反面证明经济发展离不开伦理、文化的价值引导，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孤立片面地发展。
　　事实上“经济本体论”本质上是将哲学本体论泛化移植到价值领域所得出的错误命题。对于这种错误倾向，恩格斯澄清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对于这种理论所引发的荒诞结果，贺麟先生指出：“如果照极端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条件决定思想道德的人的说法，则我们所有这些学术机关、文化机关，皆可一律改为工厂，改成实业机关，而将所有一切的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完全听凭物质环境、经济条件去决定好了。因为我们可以不必从学术和教育下手以求思想道德的现代化，只须从物质生产的现代化着手即可决定思想道德使之现代化，岂非一举两得(单求物质生产现代化，而思想道德亦自然随之而现代化，故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么?”当经济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时，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未能汲取西方国家的教训，而是片面地突出了经济对伦理的决定性地位，以经济本体论作为真理而指导实践，从而引发了道德与道德教育的消解，道德教育正在上演着一出“空城计”。
　在经验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经济本体论的危害。对此，我们将参照丹尼尔·贝尔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起其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论述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象，进一步揭示经济本体论对我国当前社会的深刻影响。
　　
　　1，享乐主义与美国社会的信仰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也曾上演了一段由“经济”主宰一切的历史。对此，丹尼尔·贝尔说，“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所以，整个社会都深 深地陷入了本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随着传统宗教的退隐，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文艺思潮，它们试图对人生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说，以此来替代宗教对于社会的凝聚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但是这些文艺思潮实际上并不能完成宗教的使命，并不能够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因为它不是超越现实而是媚俗、与商品生产合流。丹尼尔·贝尔揭示说，文化领域为流行时尚的庸俗所统治，“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不难看出，这种思潮无法为个体提供救赎和解放的作用。
　　宗教作为人类所创造的超越有限的意义世界，作为一种稳定的象征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等方面的人文关怀，使人获得精神慰藉。在宗教信仰被消解后，社会无法为个体提供终极意义，无法指导个体恰当地安顿自身的生命秩序。
　　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像瘟疫一样蔓延，公众情绪中普遍存在着迷惘感和沮丧感，人们感到极度疯狂与恐慌。自我满足、个性表达只会瓦解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社会失序，个体无法获得解放，只得在欲望中饮鸩止渴。
　　实际上，愈是世俗化的时代和地方，愈发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慰藉，快速发展的经济更加需要价值的引领和护佑。在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19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中的工业化与宗教信仰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贺麟先生曾在1947年撰文说，以前在美国登临一座小城之小山，发现烟囱和教堂的塔顶是这座城中最为触目的东西。前者是工业化的象征，后者是精神文明的象征。如果一个城市里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那就是变态。贺麟先生认为，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烦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慰安，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主张禁欲主义，但17世纪新教伦理赋予财富以价值的合理性，勤俭致富是上帝所嘉许的获救路径。因此，新教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和工业化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巨大帮助。
　　那么，丧失了宗教慰藉的人们走向了疯狂，丧失了宗教护航的经济也走向了人类的反面，成为奴役自身的工具。所以，丹尼尔·贝尔在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在美国已经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巅峰和前列之际，大声疾呼，呼吁重建意义世界，回归宗教。他强调文化传统的意义，“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传统应该成为迷惘者必要的向导。
　　
　　2，伦理退隐与中国社会的精神危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我国正在如火如茶地上演着丹尼尔·贝尔所描述过的一幕。当经济成为一切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风向标时，伦理、道德便被放逐。一切被传统所鄙弃和谴责的攫取财富的行为，在此都获得了合理性的辩护与合法性的保护。一切源于本能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张扬，“恶”成为一个没有内涵和指向的抽象概念，善亦变得不知所云。是非善恶不再分明，一切皆被允许，一切无所神圣。伦理、道德、道德教育被消解和淹没在各种流行的风潮中。新兴文化思潮以低俗化、娱乐化等等刺激着人的感观欲望，各种娱乐新闻和商业活动都以激发人的本能欲望为手段，以贩卖低俗获取利润。涌动的本能成为流行与时尚，堕落颓废之气风靡社会。
　　由于社会将发展经济即单向度的物质总量的增长为目标，根植于人类生物本能的“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社会不再关注伦理、道德与道德教育对于建构社会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重要性，相反因其对于“经济冲动力”的制约作用，而成为经济发展所极力挣脱的束缚。在这种社会世俗化中，伦理、道德、道德教育被迫退隐，生活变得无聊。意义世界由自在的伦理智慧向自为的个体道德转换的链条断裂，一方面社会失去了凝结群体的共同精神而因此失序；另一方面，无意义感也是个体乃至于群体自戕的原因。
　　
　　三、道德与道德教育的消解
　　道德教育是人类将自身所缔结的意义世界或伦理普遍性传递给个体，以完成个体“人化”的行为。伦理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性构成，其缺失将直接导致道德教育的崩溃。然而，经济本体论却剥夺了伦理作为人文精神核心构成的地位，否定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使凸现人类自由本性的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庸，这本质上是对伦理的辱没。按照经济决定论，伦理精神和道德体系由经济体制所决定，个体和社会的道德水平由经济所决定，经济利益决定人的道德水平，也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按此逻辑，个体道德水平的提升仰赖于其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因此，个体本能冲动的极大满足是个体道德水平提升的必要前提，那么道德教育也因此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合理性而被消解。道德教育的虚无化从本质上说是由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命题所引发的实践谬误。
　　事实上，人类对其自然本性持高度警醒的态度，不仅表现于对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的建构上，而且还充分体现在对其后代的伦理教化即道德教育中。人类的个体最初都是以自然的方式诞生和存在，作为现象层面的人，他毋宁说就是动物。这时，个体与类本质或实体是完全分离的，它是为自然逻辑所主宰的存在，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个体成长为真正的人而言，道德被赋予价值的优先性地位，人的本能可以自然释放出来，而对它的超越和疏导，即赋予它以合理的价值秩序却需要在后天持续的教化中获得。人类正是出于对自身自然本性的警惕，而自觉地、不遗余力地，世世代代坚持对其个体的人文教化，人类以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教育个体，使之扬弃自然性与由自然性所沾染的特殊性，获得伦理普遍性，使个体经过道德教育的“人化”过程，而成为真正自由的存在。换言之，个体在接受伦理教化之后，以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义务，统一和统摄自然的东西，建构起合乎伦理的内在的生命秩序。个体从动物性的本体存在而成长为真正自由的人。道德教育是人类对个体的伦理解放，也是保持和延续人性尊严与价值的行为。
　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前提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认同。在道德教育看来，个体自在地分享人的类本质，即道德和自然被设定为潜在的和谐，虽然两者在个体身上是现实地分离的，但道德教育相信人能够克服异化完成向实体的回归。这是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对人性的基本信念，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但是，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它将人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存在，个体内部不再有自然与道德的潜在统一和现实的对立。既然没有这种个体与实体的分离，那么也就没有统一和转化的必要，道德教育亦不必存在。生来就没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是与动物一样的存在。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没有伦理、道德对人自然本性的束缚与引导，只有自
然本能的任性而为。因此，经济本体论实际上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误读了人，以自然作为绝对本质的人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人，丧失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被幽禁于本体世界的人已沦为动物。
　　既然将人囿于本体世界而设定为自然的存在即动物，就是否定和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人的道德是由其物质条件决定的，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人不仅是被自身欲望所主宰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被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存在，个体从根本上说没有意志自由，因此也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主观任性的纵容，使得物质决定论成为道德丑恶现象的天然庇护者，这更加重了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与道德沦丧的速度与广度，加重了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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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本体论消解了伦理。历史证明，伦理是人类凸现自身类本质，将与其对峙的自然统一设定为自身内容，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它使人类整体的生存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无序状态，建构起合理的社会秩序。它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伦理对经济的价值优先性维护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避免人类向动物界的堕落。道德教育作为绵延至今的人类独有的行为，它饱含着人类祖先对后代个体深沉的爱与期待，是一种深邃的人文智慧。道德教育就是对个体的提升和解放。伦理和道德教育对于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人类社会的绵延，以及确立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它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是历经漫长历史凝练而成的智慧结晶。
　　经济本体论对伦理的驱逐引发了沉重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的本质就是精神危机，人类如何克服这种困境而获得拯救，成为极其紧迫的社会问题。对此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即寻求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将人类从物欲泛滥的本体世界中拯救出来，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人因此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同样，我国解决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赋予伦理、道德对经济的价值监护权，恢复道德教育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对人性的培育和对人的类本质的守护作用，以此来拯救人和社会。
　　经济本体论直接引发伦理、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虚无，从本质上说是对人性的反动。从黑格尔的法哲学意义上说，没有了对个体进行类本质传递的道德教育，个体就永远无法获得实体性的自由，因为伦理普遍性无法自足地从个体中生长出来，只能够通过伦理教化来获得类的普遍性即本质，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换言之，道德教育是一种社会行为，仰赖于社会的倡导和推进。但是，在经济本体论主宰的社会中，社会不再提供对个体的价值引导或人性培育，而未经伦理教化的个体只能滞留在“抽象法”和“道德”阶段，无法获得伦理普遍性以建构自身的生命秩序，进人自由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作为唯一能够担当起持久系统地保持文化记忆使命的社会，应该不负使命，通过道德教育，使个体获得伦理的教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接受教育与教化，理解生命和自身的类本质，获得自由和解放，也是个体最基本的权利。
　　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说：“人能够具有的幸福必须借助于智慧来赢得，如果人们没有得到这种幸福，那么将不是因为才智超群，而恰恰是因为他在那最具有人类特色的品性方面的欠缺。”换言之，人类的最高智慧是人文智慧，它是人类调整自身与外部自然界、自身的生物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命智慧，它确立了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秩序，一切设计都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倘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危机，必定是其迷失了自我，误入歧途，舍弃了人文智慧的结果。经济决定论所引发的道德教育的虚无与道德沦丧，以否定的方式确证了罗素的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