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由于德国人面临着价值和道德沦丧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公众当中达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我们需要一种公共道德。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必须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要想长期维护8000万国民的尊严、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那么，所有这8000万人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不能单靠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它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地行事。忽略了义务，我们的权利将无法长期得到保证；没有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而如果缺乏教育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不会再有美德。 马里昂·登霍夫伯爵夫人谈到：“毫元约束的自由会导致野蛮和犯罪。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约束。没有规则、传统和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存在。”我要补充一句：没有美德，我们将无法和平共处。 在过去，只要有约束力的或者人们觉得有约束力的传统、学说和意识形态尚存，许多人还是能够把它们当作依据的。然而,1914年以前的市民社会传统到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贵族的传统和行为方式对我们的社会早已没有约束力；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似乎也因为大众化而走向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和诽谤；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宣告终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它重新出现于各个社会领域，但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残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现任领导人不再推崇和坚持葛底斯堡纲领所提出的价值；1968年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一些残余，他们的大部分故意挑衅性的行为转变为适应性的行为，或者让位于追求前程和舒适的生活的行为；自从人们觉得我们的对外和平不再受到威胁以后，和平运动的意识形态也烟消云散；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早已被人遗忘，“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也差不多；基督教党派的政治家目前已经明白，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基督教政治”－基督教徒埃德蒙德·斯托伊贝尔和海纳尔·盖斯勒对“基督教政治”似乎有极为不同的解释，基督徒艾哈德·爱普勒的解释就更加离奇；教会明显地失去了信徒和影响，目前，虔诚的信徒的数量远远少于三心二意的信徒；尽管工会会员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但是，工会正在失去约束力，工会会员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总的说来，与30年前或40年前相比，传统和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已经削弱。从目前来看，政治家、经营管理人员、医生、记者、教授以及媒体人士显然并没有相互联合起来，达成一种“关于行为规范的共识”（登霍夫〉。因此，无法排除目前尚存的许多规则和习俗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加强社会内部团结、促使尽量多的成员遵守公共行为规则的出路？ 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葛底斯堡纲领的基本价值当做基础，同时信奉基督教精神。他于1997年写道：“我希望众人能够觉醒……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价值和美德，包括一些次要的美德。正是依靠这些美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在经历了灾难之后……重新走向振兴。”他说得有道理！这些美德根本不是我们在1945年以后的新发明，相反，它们过去隐藏于瓦砾之中，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重新挖掘出来罢了。 关于美德的学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关于美德的学说流行于古罗马时期，此后在欧洲中世纪、尤其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发展。从此以后，许多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对此作过论理述。用不着深入了解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不同体系，我们也都知道全部的美德。我们在幼年即从父母的行为和榜样中意识到美德，此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也去实践美德，并且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去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目前，在有些人那里，这种机制往往失灵，原因部分地在于他们没有理自然而然地接受美德，部分地在于他们公开嘲笑美德，或盟者把美德贬低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行为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的最佳土壤，便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通过榜样展示出来的美德。 人们心目中许多原则性的东西都值得仔细讨论。譬如，是否应当在学校悬挂耶稣受难像；是否应当以自然方式或人工方式避孕；圣饼是不是基督的肉身，或者是否象征着基督的肉身；上帝的仁慈是否可以成为人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惩罚的意义在于和解还是在于恐吓；窃听他人的电话是否在任何场合都损害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价值，或者窃听在某些条件下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应当得到允许。 美德则不然。团结或乐于助人的美德受到普遍欢迎，诚实、自律、可靠和胆识以及宽容和坦诚也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一一对此无需争论。我们最多只能在出现冲突的具体场合，才能对哪种美德更加重要做出不同的判断。 为了让美德在未来重新成为普遍而自然的现象，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自觉地推崇美德。除了三项“神学美德”一一信仰、爱和希望以外，我们还要坚持四项“基本美德”，即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此外，还有一些目前被称为次要美德的“公民道德”。 无需经过深入思考就能认识到：即使在今天，基本美德对于所有公民也都有重要意义。所有公民，特别是政治家都要保持理智，这意味着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所有公民都要具有申明其思考结果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胆量和勇气一一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胆识；所有公民都要有节制，即在权衡相互分歧或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要f时要仔细慎重；此外，应当根据正义原则进行权衡，要求正义的意愿应当内在于行动之中，并指导行动。 对于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在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法制国家条件下共同生活的人来说，上述内容显然还是不够的。譬如，坦率和诚实一一毫无疑问，政治家尤其要具备这些美德一一的地位在哪里？和平愿望的地位在哪里？I对国家负责的政治家必须有和平愿望。 当然，这一点说起来要比实际去做容易。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对希特勒做了过多的让步。当希特勒在半年过后用武力撕毁《慕尼黑协定》，使张伯伦也明白了他的战争野心之后，张伯伦放弃了绥靖政策。他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要求扩充英国的军备，并声称保护波兰的边界，但是，这样做并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0年过后，西德大部分和平运动组织以类似的方式表示愿意向强大的苏联做过多的让步，而忽略了自己的防卫力量以及我们的防卫同盟的力量。倡导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对此没有让步，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让步。我们做梦也不允许西德的防卫观念有丝毫的削弱。张伯伦的例子以及和平运动的例子都证明：仅有和平的愿望还不够，对维护和平来说，理智和判断力这些品德同样不可或缺。 维护和平，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不仅需要理智，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也要求量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目的各方具有达成适当妥协的意愿和能力。有些德国人还是要学学不要一见到“妥协”这个词就立刻想到“可疑的”妥协，而是要把妥协的意愿理解为理智和正义的不可缺少的补充物。 任何劳资协议必然都是工会的要求与雇主联合会给出的条件之间妥协的产物；任何立法都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同主张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在《基本法》要求2／3以上多数的场合更是如此；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都必须在学术名声与经济要求一一年底结算时不要亏损一一之间找到妥协办法；在任何公司、家庭和婚姻当中，经常使不同的观点、利益和愿望之间达成妥协也是必要的。相互让步的能力和意愿是文明的标志。 对维护社会的内部安定来说，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美德。哪里缺少它们，哪里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宗教不宽容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