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与遗忘 有些时候，人们真的很学会遗忘，忘却那些应该铭记的“金玉之躯”。或许是因为人们在灯红酒绿中，习惯地做着有颜色的热梦，喝着有颜色的凉风，说着色彩绚丽的“词儿”。或许是因为一个民族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变得善忘，忘记了那些曾经在辛酸和深渊中苦苦挣扎的岁月。就在那些岁月里，有些人为了他们眷恋的祖国而誓雪耻，或许他们还不知道“国家”是什么概念，或者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变得实在模糊，才使得人们变得善忘。尽管如此，那些“金玉之躯”的故事总被有良知的人铭记，而这里就是一个良知的铭记。 民族大义 翻开清史的每一页，让人振奋，又让人痛心。康熙、乾隆时的大帝国已经随水而逝，留下道光、咸丰、光绪时的“爱新觉罗氏”小衙门，对外卑恭，对内恐吓同胞。道光三十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这种局面：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小衙门为了负战争赔款，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本就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民怨沸腾，随之而来的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此时，立于国门的英法联军更是虎视眈眈，也趁机“修改条约”为名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取更多在华利益，就贫穷的边疆，法军也步步蚕食。而项四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项四[①]，苗名“年四”[②]，汉名崇周，咸丰六年生于西畴县锅底塘村。在这里特别地提一下，苗族的汉姓是赐姓，也就是说，苗族有自己的名字，在苗族的习俗里，称为“老名”。苗族的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即由父母或者族长给孩子取名，这叫小名或者奶名。孩子长大结婚生育第一个孩子时，请岳父岳母来给孩子的父亲取“老名”。譬如孩子的父亲叫“包”，岳父岳母取的老名叫“万”，即为“万包”。在这儿的“万包”是苗语称呼，项四的苗名叫“年四”也是如此。[③]同治二年，崇周随父正清迁居猛硐[④]。崇周少年聪明好学，勤劳勇敢，父把崇周送给当地土司梅光德打长工。梅光德甚是喜爱崇周，将其送往越南老寨马宗头处学艺，数年艺成归来。 光绪九年，法军入侵越北，进犯中国边境。猛硐土司梅光德命崇周为寨老，驻守猛硐。崇周与17个郎舅弟兄及猛硐一带的各民族饮“鸡血酒”为誓盟，并率众利用大刀、长矛、毒弩等原始武器抗击法军。 光绪十年，法军入侵都龙、猛硐，崇周又率众与之激战。 光绪十一年，清政府任命崇周为南防统带，统兵千余人，辖麻栗坡、马关、河口等地。光绪十一年冬，崇周率兵消灭盘踞在猛硐新寨兵营的二百多名法军。 光绪十五年，崇周以南防统带身份同钦差大臣唐景菘等与法方代表会勘中越边界，将猛硐、南温河、都龙等地划归中国版图。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赐给崇周一面长6尺，宽2尺的红缎软匾，上书“边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 民国三年，崇周病逝。 论“节”与现实 笔者认为：铭记与遗忘的出身本是等同的，但人们的爱憎变得分明就有了铭记与遗忘的冲突。因此，他们习惯地铭记着那些芝麻绿豆的个人恩怨，却忘记了那“义”中之最。在当代的人类，他们把“义”压低，因此“义”贬值了。他们断定：义，义气也，一来二用就变成了“意气”，是指“意气用事”。笔者认为的“义”却是“大义”，是与“正义”相辅相成的。所言“正义”是处于法之外、情之上、理之中的，所凝聚的准则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而不是恭维与恐吓。可是在工作运行过程中，人们大众化地以“正义”之名来攫取个人利益。 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梁山泊的不一定好汉，为什么呢？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算是英雄，快活林中醉打蒋门神也算是英雄，因为他是为民除害。而“替天行道”却是给杀人行为戴上“正义”幌子。如果避开政治的角度来说，“玄武门之变”是个很恰当的例子。或许是因为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将他捧上天。当然，这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说，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他将一个王朝推向顶峰，成就一代明君。在这儿笔者要说的是“义中之最”，即民族大义。 “这些才是真正的金玉之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应该感激和记住他们。”，[⑤]这是卫俊如[⑥]将军在攻打松山时说的话。那年是中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了，中国的有生力量几乎殆尽。在欧洲战场上，盟军的节节胜利，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斗志，从而推动了滇西的大反攻。这次反攻是中国军队进攻性战略，最终以十一个月又十六天的时间将日军赶出中国的国门畹町。这就是民族大义，对入侵者的抵抗；这就是正义之师，为民族独立而战。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⑦]就这样，那些年轻的生命，担起了守土抗战之重任，他们活着的是英雄，死了的可以进忠烈祠，为后人景仰。 而项崇周的抗法事迹何尝不是民族大义之举呢？法军以越北为入侵中国的跳板，进犯中国边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崇周率众在猛硐一带与法军激战，虽说是小规模战役，但可以说明中国人民坚决抵抗入侵者，下至平头百姓。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责任感、共同心理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千年来儒文化的体现。中华民族的儒文化主要体现在“节”上，节，气节。有人曾经这么形象地表达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来诗人们也将竹子的节喻为一种“节操”，这可有诗为证，说“竹可焚，但其节不可毁”。 就因为中国人民这种“可焚而不毁其节”的精神，因此，历数入侵中国的侵略者，没有一个能够使中国人民臣服的。就说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中的求和派虽然占了主导地位，但在各个地区仍然存在着抵抗侵略者的活动。时至宝岛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但台湾人民并没有放弃抵抗侵略者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他们宁可战死也不甘为倭人之奴隶，这就是民族气节。 项崇周就是基于这种民族性格上的“节”，他誓死力保民族之节，彰显的是“民族大义”之气，即是笔者所言的“义中之最”。然而真正具有这种大义的人才能够称得上“金玉之躯”，相比于那些“坐吃空山”的人们就显得无比可贵了。这是我们应该铭记的，他们在压迫中敢于呐喊，敢于反抗，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而现观当代人类，说人们已经告别了呐喊的时代，这并不过分。确实，人们已经不在问“何为人格”，他们说，这个问题“OUT”[⑧]了，那么他们所谓的“摩登”[⑨]是什么呢？ 用“词儿”要有绚丽的色彩，同时做到有颜色的热梦，喝着西北[⑩]的冷风。什么都带着颜色，那叫“现代”与“时尚”。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现代”与“时尚”，而只是好奇者一种模仿显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什么是真正的“时尚”，而他们只会盲目地追随“崇拜对象”划线。[11]久而久之的形成一种性格，最终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格。如果委婉地说，他们将成为自己精神的奴役。而笔者认为的“现代”与“时尚”是什么呢？现代，首先必须具备完整的人格与独立。为什么，处于长年封建王朝的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运动不都是要推翻“专制、独裁”来还原大众人民的人格与独立吗？辛亥革命，“驱逐达虏，还我中华”，提倡“民主，民生，民权”；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也是反对蒋家王朝的专制独裁吗？这些都是要还原人民的完整人格与独立自由的。其次，现代并不是模仿别人的言行来约束自己的举止，而是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性格。时尚亦是如此，它并非是因为色彩艳丽而时尚，做什么都要带颜色，而是一种超出大众的意识。 身娇肉贵的人们，通常自愈为“金枝玉叶”，以“金玉之躯”的姿态来对待那些曾经为了完整人格与独立自由而献身的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