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媛　

　　【论文关键词】故乡情结；精神栖息之地；故乡的记忆
　　【论文摘要】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里，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文章从心理学、时间和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命历程等角度来阐述了这一点。

    在“故乡”这两个简单而朴素的方块字中，蕴涵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和民风民俗等文化精髓。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她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对于许许多多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来说，故乡应该有一种更深沉的、更复杂的含义。“故乡”别称“桑梓”、“故园”、“扮榆”、“梓里”、“故里”、“乡关”等。“故乡”从来就和文人学者结下难舍难离的不解之缘。刘邦《大风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江淹《别赋》中:“视乔木兮故里，诀北梁兮永辞”;柳宗元《闻黄鹂》中:“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月夜忆舍弟》中:“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多少游子和文人对故乡这一主题的反复吟唱和感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故乡情结。很多的作家都曾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而言，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所以，在一个作家的文字里，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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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作家的笔只要一伸进滋养他成长的母地，他就获得了灵气、生命和力量。例如诞生并生活在陕西地区这片钟灵的土地上的作家，从建国以来的柳青、杜鹏程等到新时期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就都无疑深受其影响。就拿陈忠实的《白鹿原》来说吧，小说的杰出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由于关中地区于外多山地，于内则称为关中平原的八百里平地，并且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因此，形成了关中人豪爽、坚强、务实、倔强的性格。所以，关中学派是很重视“实际”的，他们守侯着自己心中的神明，默默地耕耘，其执着与精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既知“天命”也在“拼命”，陈忠实就曾说过:“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辈子白活了。”于是，在他笔下的白嘉轩也是充盈着“实干”精神。从秦汉以至于唐，这里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之地，尤其是儒道文化，更是深深地植人这块土地，水乳交融，积淀为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所以，那种儒道文化的厚重、博大和精深，就出神人化地表现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之中。
    从思想内容上看，我们可以从“白鹿原”祠堂内的那方“仁义白鹿原”的石碑上，找到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价值核心—“仁义”。我们可以从朱先生拟写的《乡约》中读取儒家文化的“治本之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我们还可以从白嘉轩家的门楼上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又一个伦理价值—“耕读传家”，“耕”者，意指守住黄土地集结而成的坡源，自食其力;“读”者，意指默诵圣经贤传，明事理，辨是非，修心养性，将两者结合，便能使家世生生不息，受人赞誉。而白、鹿两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和社会等级之上的恩恩怨怨又正好体现了儒家文化重人缘亲情，把情作为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思想。这在人与人之间情感日益淡薄，人的内心世界日益孤独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最能满足人的内在需要的精神。
    从艺术手法上看，陈忠实对“无中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两句话是深谙其韵。小说的开头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事实上，后来的白嘉轩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道德精神，并没有表现出以女人之事为豪壮。然而，陈忠实却偏偏将“性”问题，这个民族的忌讳作为全篇的“定弦之音”，这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刺激的阅读氛围，而且另有深意，在小说中，“性”的基本功能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象征着混沌的、原始的“无”，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明秩序由一片混沌的原始生命力孕育并产生的过程。此后，白嘉轩的故事便进人了“道德人格”规范，他刚正严厉，处世磊落，有着夺目的人格光辉，是孔儒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而鹿子霖则是儒家文化的另一翼的代表，他的身上有一股子邪劲.，刚好和白嘉轩构成了文化人格、家族利益以及政治态度诸方面的二元对立。两极对峙即可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但作者并没有就停滞于此，小说又出来个朱先生，这三个人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儒教浸泅下的民族命运变迁的最深动因。类似这样的三角组合书中还有很多:如白嘉轩、鹿子霖、黑·娃;黑娃(土匪)、鹿兆霖(共产党)、白孝文(国民党);兆鹏、兆海、孝文……每一组人物都构成一组故事。这种结构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妥，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而三维空间则可组成一个自足的空间。
　　二
    陕南小镇，悠悠黄土，造就了“白鹿原”，但这个完美的精神家-园只能生长、存在于这个地方，一旦离开了滋养它的土地，精神家园就必然要枯萎、生病和死亡。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精神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一直起作用的，没有任何东西会真的最后消失。那么，故乡的地域环境和习俗又怎能会不影响作家呢?法国诗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他的大著作《艺术哲学》里，就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他曾说过:“我们要对民族有个正确的认识，首先就要考查他的乡土，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那么，一个人也将永远留着他故乡的痕迹。周围世界中的一切，在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眼中，总是显得特别新鲜、奇妙、因而在他的心灵中烙下的痕迹也总是更深刻一些。一个孩子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他和周围环境的交接吐纳，同化顺应，不自觉地形成了他个性的，.’最初的枢纽”，苏联的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把它叫做“人的初稿”，这部“初稿”起草的好坏，往往会对这个人以后的生活发生长久的影响，一个文学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则更要受到这部“初稿”的影响。因为知识初开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是怎样的，便会形成作家的精神模子是怎样的，为他后来的思想打下基础，我们无法摆脱和母地的血脉关联，因为血脉里给你的是有营养的有滋养你生命成长的东西，是有爱、有庇护、有力量的源泉。
应该说，故乡是时间与空间距离中的一种指称，重要的是那里是你的精神的栖息之地。从空间上来看，作家离开家乡，进人一、个新的空间后，必然会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对于当地人来说，外乡人是一个‘他者”，他们之间横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若是在异国他乡，则更是如此，他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已经被连根拔起，但他们又不能回到故乡去，这就决定他们必然会在精神上怀念故乡，故乡就成了他们心中的一片绿洲，是他们灵魂漂泊历程中的栖息之地。李广田就在《根》中说过:“我大概还是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我的根也许是最容易生在荒僻的地方”，“我大概只是一株野草，我始终还没有脱掉我的作为农民子孙的性道”。有人说:“一个作家，如果终生不离开他的故乡，将很难在艺术上会有多大的创造，当他自身就在故乡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有故乡意识的……”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譬如陈忠实，他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是在他的祖屋里完成的。但是，他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作品中也渗透着浓厚的故乡情结，这又如何解释呢?罗素说过:“情感的联结很少能够和外界的秩序相符合，它使我们用自身状态作镜子去看宇宙，忽而光明，忽而黑暗，全视反映的心态而定。”文学艺术的反映，是一种“主观的反映”，是作家各不相同的“个性化反映”，它反映的是经过作家心灵折射的社会生活。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多半都是在童年时代情绪记忆的摇篮中便开始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在孩提时代体验过的情绪记忆，往往还会在无形中渗透在他们终生的创作活动中，显示出他们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个性特色。所以，虽然有的作家没有离开故乡，但是，故乡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已经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说作家离开家  乡后会有强烈的思乡意识，那么，留在家乡的作家的故乡情结则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是潜伏于作家意识之下的，有活力的，但却因受压抑而未进人意识的观念，它在作家没有明显地觉察到的情况下，暗中却对排列、组合材料等环节发生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那么，终生生活在故乡的作家们笔下，又怎能会没有鲜明而厚实的地域生活特色呢?
    从时间上来看，故乡的记忆更多是属于作家们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弗洛依德在他的精神分析构架里，提出了以伊特为核心的性压抑概念。“童年或者说少年时代的阅历构成一个人生命情结的本源，构成一个核心的意象，此后的一生中，这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追寻童年种下的梦幻，或者在寻找少年丢失了的东西。作家的出生地对作家构成了看不见的影响，这种影响执著地影响他的一生，使他终生苦苦寻觅，终生在迷惘着痛苦着幸福着。在许多时候，他不知所措，许多时候又获得最大的精神性满足。”并且，令人奇怪的是，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遥远的却总是最近的”，童年时代的经验比起昨天或前天发生的事，有时还要具体、生动、亲切得多，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创造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童年贫困沉寂的生活给莫言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因此，乡村大地在他的笔下便失去了自然的富饶、丰沛、静美和生生不息，而是触目惊心的荒野，压抑旷冷的荒芜，满眼是黑沙滩《(黑沙滩》)、苍白的河滩(《透明的红萝卜》)和枯竭的河道(《枯河》)。
    故乡的记忆也是一个人早期经验的具体内容。我国心理学界的老前辈张耀翔先生早年曾做过一项题为《人生第一记忆》的心理测验，从他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人的早年记忆总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一是对于“人”的兴趣最浓，二是多为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或事件的片断及细枝末节，极少抽象观念:三是大多都伴随着较为强烈的情绪体验，而且痛苦、焦虑、悲伤的情绪要三倍于愉悦、欢乐的情绪。“人物、细节、情绪”，三者显然都是构成文学艺术胚胎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故乡的记忆对于艺术创造要比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作来说更重要一些。
　　三
    从作家的情感经验历程来看，作家的故乡清结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这里面有痛也有乐。例如童年的萧红，由于无力反抗丧失了人性的父亲的打骂，只能躲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然而，她又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对于无依无靠的萧红来说，祖父就是她生命中的一切。
    从作家的生命历程来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故乡的感知是不同的。可以将现实与历史进行对比，从而表达出对现实的感慨，也可以详细叙述一段难忘的经历，表达自己对昔日岁月的怀念之情。例如鲁迅的《故乡》就是将立足点放在审视眼前的故乡，表现了“我”对离开二十余年后的故乡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而他的《社戏》则是把着眼点放在对童年往事的眷顾上，沉浸在过去的美好向往。
    一个作家，故乡的山水风物为他孕育了一颗精神的种子，无论这颗种子在哪里开花，都与它的孕育地永远关联着。沈从文出身于湘西苗族，湘西独特的文化地理，少数民族的血缘潜质，在沈从文心中混一整合，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湘西苗族作家的立场进行创作。他总是以一个湘西“乡下人”的心理去发现、控诉推进文明的暴力行为怎样伤害一个民族的心灵。在他的名作《边城》中，无论是毫无心机的翠翠，还是忠厚淳朴的老爷爷，也不论是忠于爱情的摊送兄弟，还是颇有几分行侠仗义的船总顺顺，《边城》的人物都是湘西文化的体现者，都是那么得坦诚、质朴和充满人性。再看看路遥，这个出生于北方高原的作家，从他的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纯正刚烈、粗犷豪放、执着热烈的高原之风。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爱，是那样地缠绵火热、纯情激荡;恨，也是那样地棱角分明、豪气冲天。
    对于作家而言，故乡情结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小精灵在暗暗地牵引着他们，不是他们对故乡魂牵梦绕，而是故乡在他们不经意之时，悄悄进人他们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