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元曲选》中有四种避难杂剧，分别是《朱砂担》、《魔合罗》、《盆儿鬼》、《生金阁》，其中反映了元代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造成人们痛苦的社会根源——权豪势要的横行和官场的黑暗、腐败以及普通民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宗教的期冀以及这种期冀的最终虚幻性。
《元曲选》的100种杂剧中，有4种是逃难、蒙难模式的杂剧，它们分别是《朱砂担》、《魔合罗》、《盆儿鬼》和《生金阁》。这四种杂剧中，主人翁均因占卜预言百日内有血光之灾，须离家千里进行躲避。他们或外出做买卖或求取功名，期望谋得物质收益和功成名就，并以此举避过未知的灾难。但灾难却如期而至，他们被奸人或盗贼所害，落得人财两空，甚至祸连妻子。他们都经过了知难、逃难（避难）、罹难（蒙难）的过程，本文拟将这一过程称为避难模式。
此模式剧作深刻地揭示了元代社会现实，反映出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社会上权豪势要和地痞无赖的横行，专制社会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以及劳苦人民在现实困境中形成的宗教期待和这种期待的虚妄。
避难杂剧的现实品格
蒙古族入主中国之后，汉人受到极不平等的待遇，统治者把被征服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一般文人更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厄运，文人的地位几乎卑微到等同于乞丐。为了生存，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踱进给倡优们编写剧本的“书会”里。正因为如此，元剧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语言风格上都有元代人民现实生活作为源头活水，喊出了作者，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苦痛、要求和希望。
在蒙元铁蹄下挣扎的升斗小民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和改善贫困的生活环境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奔波劳碌，身心承受着极大的疲惫和痛苦。
《朱砂担》、《魔合罗》、《盆儿鬼》、《生金阁》中的主人翁都是普通平民百姓，他们的经历集中体现了平民百姓所遭遇的痛苦：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障，家庭道德伦理的沦丧，做客他乡的艰辛与悲哀……
《朱砂担》中的王文用是一个普通市民，其父云：“俺三口儿守本分，做着些营生，度其日月。”（楔子）为了躲避百日血光之灾，他远走他乡，背井离乡的艰辛与痛苦在他的唱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如：
【混江龙】你看那人间百姓，在红尘中都要干营生，两下里行船走马，各要夺利挣名。船尾分开横水绿，马蹄踏破万山青。则他这摇鞭举棹可也休相竞，多则为两匙儿羹粥，干忙了那一世，落得这前程。
为了在尘世中多得两匙羹粥，王文用背井离乡，忍受着饥饿寒冷，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受尽艰辛和劳碌才得来一担朱砂，岂料在回乡途中竟遭铁旛竿白正的穷追不舍，王文用想方设法两次逃脱白正的魔掌，但最终却在太尉庙被白正谋害，成为身首异处的孤魂野鬼。
《盆儿鬼》中的杨国用同样是一介草民，常常“少来无柴总摆划”，为了改变生活的困境，他从表弟家借了五两银子，置些杂货，“背井离乡学买卖”，客居他乡做生意的不易和痛苦可想而知。但却在归家途中于离家四十里地的客店被盆罐赵夫妇谋财害命，死后又被烧灰捣骨，捏成夜盆。
《生金阁》中郭成十年寒窗苦读，历尽千辛万苦，希望可以考取功名。他和妻子带着家传宝物外出避难，以为可以用家传宝物换得一官半职，荣归故里，但却也落得宝物、妻子被夺，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王文用、李德昌、杨国用和郭成都是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下层劳动人民，他们生活贫困，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他们离乡背井，辛苦经营，希望可以获得物质收益，但这些愿望却被无情地剥夺，得来的钱财也被恶人夺走，最终不仅性命无法保存，甚至祸连家人，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生活的艰辛和贫穷不足以夺走人们对生活的信心，而权豪势要的暴戾恣睢和流氓恶霸的肆意横行却使善良的人们饱受生命和财产的威胁，甚至丧失生存的权利。
侵入中原的蒙古族尚处在奴隶制游牧阶段，其统治方法是极为落后和野蛮的，奴隶主集团不懂得通过法律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情况造成元代律令的长期没有定章，其结果正如 “自蒙古诸王将僧侣等以下，全无视法律，任意横暴。” 地痞流氓横行，社会秩序非常不安定。不仅远出家门的商贾遭劫被杀，在《窦娥冤》《救孝子》里，近在城郊，白昼杀人，在《绯衣梦》里，繁华闹市，强盗黑夜行凶。另外，蒙古军入主中原后到处驻防，各路置万户府，各县置千户所，军官世袭，这就产生了“衙内”和“权豪势要之家”。他们多与当地富户结党作奸，干预民政，夺取人民财物、田宅，奸占良家妇女，无恶不作。这两种现象在避难杂剧中均有深刻地揭露。
《生金阁》中的庞衙内是权豪势要的代表：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绩，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2
正是这些地痞流氓和权豪势要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掠夺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盼望着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员为他们做主，但是元代吏治的腐败使得官场中出现的官吏大多是贪污无能之辈，他们不顾民命，屈打成招，人们的愿望也被打入谷底。
这四种杂剧中都以清官断案为结局，虽然故事都依托在宋金时期，但它反映的却是元代社会生活图景，从中可以窥探出元代官场的内幕。
《魔合罗》中的县令拜前来告状的人为衣食父母，他的开场白：
“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
“令史，你来，恰才那人舒着手与了你几个银子？你对我实说！
不瞒你说，与了五个银子。
你须分两个与我。” 3
他们就这样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官人清如水，外郎白如面，水面一打和，糊涂成一片！”（第二折）是对元代衙内的讽刺性概括。人命在他们眼中如同草芥，法律的公正严明更是一文不值，正是由于县令的贪污和所谓的为官准则驱使着他将刘玉娘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府尹是受圣人亲点，持势剑金牌以肃清浊官弊吏为目的的官员，但面对县令提供的漏洞百出的状子竟毫无异议，只凭“囚人口中无有词因，则管问他怎么，将笔来我判个斩字，押出市曹杀坏了者”（第三折），就这样一笔带过，完全剥夺了刘玉娘澄清冤屈的机会。在张鼎指出状子上无数的漏洞之后，府尹竟然恼羞成怒，到了公报私仇的地步：
“[词云] ……你对谁行大叫高呼，公然的没些惧怕，我分付你这宗文卷，更限着三日严假，则要你审问推详，使不着舞文弄法，你问的成呵我与你写表章骑驿马，呈都省奏圣人，重重的赐赏封官，问不成呵，将你个赛隋何，欺陆贾，挺曹司，翻旧案，赤瓦不刺海猢狲头，尝我那明晃晃势剑铜釿。”4
这四种杂剧都以清官断案，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作为结局。这里的清官却并非现实中实有的，只是人们希望的寄托，是人们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出路的愿望的幻化和投影。虽然如此，剧作者也深深明白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清官在面对权豪势要时大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元杂剧作者笔下的清官往往地位卑微，如张鼎。在《魔合罗》中，他只是个小吏，刘玉娘的案子本是无权过问的，当他要将刘玉娘的案子重新审理时，府尹和令史百般阻挠推托：
[府尹云] 这桩事是前官断定，萧令史该房。
[正末（张鼎）云] 萧令史，我须是六案孔目，这是人命的重事，怎生不教我知道？
[令史云] 你下乡劝农去了，难道你一年不回，我则管等着你？
[正末云] ……奸夫……曾勾到不曾？
[令史云] 若无奸夫，就是我。
[正末云] ……这毒药在谁家合来？……
[令史云] 若无人合这药，也就是我。
[令史云] 张孔目，你也多管，干你什么事？5
《生金阁》和《盆儿鬼》中的清官是人们心目中铁面无私的代表包拯，但包拯在面对有权势的恶霸时，也必须用“智”才能将恶人缉拿归案。《生金阁》中包拯虽用智谋将杨衙内缉拿归案，但其所谓“一家一计”的智谋却未免牵强和不可信，并且面对现实生活中众多的杨衙内之流的官吏，一个清正廉明的包拯也显得太过势单力孤。
《朱砂担》中没有现实的官吏，冤死的亡魂将希望寄托在阴间的官吏身上。但阴间的官场也恰恰是现实官场的投影。其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对话：
[孛老云] 我孩儿因做买卖去，利增百倍，有铁旛竿白正图了他财，又算了他性命，又将老汉推在井里死了，又要了我家媳妇儿。地曹与老汉做主咱！
[净（地曹判官）云] 你才说是谁推在井里？
[孛老云] 是铁旛竿白正推我在井里。
[净云] 既是他推你在井里，可怎么不打湿了衣裳？
[孛老云] 湿是湿的，热身子焐干了。
[净云] 你端的死了不曾？
[孛老云] 我死了！
[净云] 既是死了便罢，告他怎的！
[孛老云] 尊神，你使些神通，拿将他来折对咱！
[净云] 凭着我也不成的。你且在这里侍侯着，等天曹来啊，你告他，不争你着我去拿他，我怕他连我也杀了！
[孛老云] 我不曾见你这等神道！6
地府的神道和判官遇到案件时漠不关心和相互推搪的态度恰恰是当时元代社会污浊官场和官吏的反映和折射。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元代社会官府的黑暗，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以及人们对清官和严明法治的热切期盼。
宗教期冀的幻影与破灭
王文用、李德昌、杨国用、郭成这些下层人民为了生计辛苦奔波劳碌，但他们所得到的微薄的收益都被地痞恶霸无情地剥夺。不仅如此，连他们自己的性命也难逃这些民贼的魔掌，甚至祸及妻子、父母。而他们所在的社会中的法制不仅不能还他们清白，为他们伸冤，反而往往屈打成招，造成了许多冤狱，使无辜者含恨九泉，作恶者逍遥法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出路的人民大众自然形成了一套模糊的宗教观念和信仰。
在人们心中，做善事就应该得到善报，为非作歹的恶人就应为自身的恶行付出代价，得到惩罚，人们心中的神祗可以对善良的人们施予庇佑，对恶人实施惩罚：
[太尉云] ……指吾神为证见，便好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灵若不报应，积善不如积恶。7
神明“检生死轮回案”，将“是非曲直分明看”，它判定的报应是无差错的，打家截道的恶人最终是难逃厄运的，神明会“高悬剑树，义下油锅”。所以作品中像铁旛竿白正这样的恶人最终被地曹鬼力和太尉勾命，“直被押送十八层地狱阿鼻，受诸苦难，永为饿鬼”，（《朱砂担》第四折）杀人夺财的盆罐赵夫妇被窑神惩罚，而王文用之类冤死的下层人民“则偿还他们来世亨通”。他们认为今生的悲惨命运是因为前生所做善业不足的报应，而今生所受的痛苦和磨难是为来生的幸福平安打基础的，冤死的人们可以在来生得到补偿，享受到命运的亨通。人们以此来慰藉自己，为现世所受的苦难开脱，只有这样才能稍稍聊以自慰。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又清楚地明白来生的一切是虚无的，而今生所受的苦难却是真真切切的。善良、忠厚、勤劳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神灵的丝毫眷顾，只是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所以，将自身希望寄托在莫须有的神明身上只是人们无奈之下的奢望。对来生的期望越高，描画越美，这种希望就越发成为一种纯粹的幻想，在面对现实种种的时候，这种幻想最终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在乱世里，法律荡然，道德沦丧，人世间失去了公理，升斗小民只有任由权豪势要剥削宰割，本分善良的人们只有任由流氓恶棍欺凌压迫。但在异族的铁蹄下，究竟有没有清官为他们报仇雪恨洗脱冤屈，而他们期冀中的神灵的庇佑也只是一厢情愿，所以那些无辜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人们将满腔的悲愤化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的鬼魂也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所以，《朱砂担》中王文用死后却冤魂不散，抓住白正向他索命，王从道死后到地府告状，为自己和儿子讨回公道。《盆儿鬼》中的杨国用虽被烧化捏入盆中，行动极不自由，但仍不甘心，求助于善良的老人张憋古向包公鸣冤。《生金阁》中原本懦弱的书生郭成在被庞衙内“如同捏杀个苍蝇似的”谋杀之后，生前的冤屈化为大胆的反抗，变成无头鬼，提头在上元节大闹灯市，冲打庞衙内，满市骇然；在大路上兴风马前，阻拦包公，法庭上愤然申诉，指证凶手，为自身冤屈讨回公道。
鬼魂是当人的力量不能达到斗争的要求时才出现的。它往往用来弥补现实道德法律上的缺陷，但因为它自身的局限性，所以通常和清官相互配合达到洗刷冤屈的目的。如果不是郭成的鬼魂提着头追逐庞衙内，遇见了包拯申诉其事，包拯也无法为之雪恨；如果不是被捏入夜盆的杨国用的鬼魂在老憋古的帮助下向包拯申诉，他的冤屈也永远无法洗清。而所谓的清官是元人在无助境遇下幻想的产物。因为元代官场中充斥的是贪官污吏，所以剧作者总是幻想出清官来与这些贪官相对立，清官们具有大无畏的同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如《生金阁》和《盆儿鬼》中包拯的认真求实和精明智慧，反映了人民的情趣，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些清官总是站在受害百姓的立场上，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讨回公道。正因为人们幻想出的这些清官的优良品质，鬼魂才愿意通过清官申诉自己的冤情。但是鬼魂同神灵一样都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也无可依赖的东西，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只是人们满腔复仇之火无处发泄的产物。人们只是将其作为自身生命的延续，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实现其实现不了的愿望，反映了他们不可遏制的抗争精神，但这种思想最终带来的是虚无和幻灭。
结语
避难模式杂剧中反映出元代下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人民辛苦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元代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其法制松散造成的整个社会秩序的动荡和不安定因素弄得人人自危。地痞流氓和权豪势要到处横行霸道，无情地戕害和掠夺无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昏庸的官吏和混乱的法制使受害人民无法享受法律的公正，为自身讨回公道，所以人们幻想出清官断案的大团圆结局和鬼魂复仇的情节，但这些结局在现实的人世社会中都是不可能的。元代那些悲苦无诉的小民，在道德、法律沦亡的时代里，如果不寄托于冥冥中的鬼神，来聊以慰藉内心的愤懑，而又没有能力铤而走险，又将如何呢？所以在对清官和宗教的依托心理的表层下深掩着对现实的绝望，以及在现实困境中形成的宗教意识的虚妄与无奈。
元杂剧是一种市民文学，剧作者所反映的内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除了避难模式，元杂剧中还有很多成模式的剧作，对我们认识整个元代社会以及在特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思想及生活状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元曲选》【明】臧晋叔，【M】中华书局1958年版。
2．《简明中国简史》吕振羽，【M】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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