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题】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 华人学的知识视野与华文文学研究 【 作 者】刘登翰/朱立立 【作者简介】朱立立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持人：刘登翰(1937-)，男，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主持人的话： 迄今少有争论的世界华文文学（过去我们称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由于今年二月《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状态。这场争论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走过了20年历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地受到了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种事实上存在已久的质疑，既有关于学术水平和研究方法，也有对整个学科研究持否定态度。无论争论的双方意见如何相左，其积极意义在于强化了我们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特殊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一个新的学科的成立，除了对于所属研究范畴的资料有所积累、个案有所深入、史脉有所梳理之外，还必须对这一特殊学科的性质、特征、关系等做出自己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建构；而这正是才走过20年历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还未及深入、因而显得基础薄弱的原因。本专题的几篇文章，虽不是对这场争论的正面参与，但却是由这场争论所引发的对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希望能够引起同仁对华文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进一步关注。 【摘 要 题】华文文学理论研究 【 正 文】 华文文学研究的发生学知识背景 华文文学研究委实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虽然已具雏型，但它的不成熟仍常遭遇人们的批评。华文学界的批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常见的被人指责的倾向，一种是脱离了对华人生存处境的体察的微观赏析，一些低水准的读后感沦为遭人耻笑的“弱智”文字；另一种是某些宏观整合的浩大工程，被人视为可疑的大杂烩。来自外界的批评不一定都正确，不过，华文文学研究确实也暴露出理论匮乏、批评模式陈旧和方法简陋等问题，需要业内人士反省。 如果回到华文文学研究的发生学知识背景，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无庸置疑，在诠释群体的形成和理论知识的建制上，华文文学研究从草创至今一直长期依附于现当代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派生与拓展。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看海外华文文学，有一种自明的合法性：因为华文文学从拓荒、播种到发展、壮大，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密切的关联有时表现为原生与派生的关系，有时则是共生互动的关系。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的国别性质，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学术趣味，仍然影响和规约着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从“20世纪中国文学”到“20世纪华文文学”的推演，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观”到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的构想，都不难看出这种规约性和影响的直接和强大。当然，任何新学科在初创时期都可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依附性或者寄生性，但是，对于华文学界而言，20年来的研究习惯于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台港文学研究的眼光，来观照一个事实上已逾出或部分逾出了前者视野之外的流散游牧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现象，这种知识背景的单一性已经局限了对华文文学丰富的美学和文化经验的观照视域。应该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在华文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起步阶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当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已经开始了一次次深化和转向，华文文学研究这门在不同程度上受其规约的新兴学科却显得有些被动和迟钝。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摆脱工具论文学观的掌控，“重返自身的文学”和“重返自身的文学理论”成为80年代以降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鲜明标志。文学的钟摆又一次从他律向自律回摆，自律的文学观必然产生一种纯文学的理念和审美的研究理路。最初的华文文学批评正是发生于这一知识语境中，于是，审美鉴赏分析就成为华文文学研究最常见的方式。至今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晚近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界，“文化研究”的兴盛正在逐渐消解80年代的“纯文学”理念，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范畴纷纷返回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中。现当代文学界也受到冲击并发生相应的转换，但这一重要转向对华文文学研究似乎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华文文学研究显然跟不上当代文学理论转移的步伐，这一点可能颇为致命。华文学界或许并不缺乏对理论范式转换的学术敏感，人们也试图提出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却大多停止在理念上的呼吁而难以进入具体的阐释实践；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用“文化研究”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华文文学的研讨工作，但多数学人对华文文本的讨论仍是从一个普泛的纯美学的角度出发，采取传统的印象式分析方法，却忽视了华人生存的具体性，忽略了文学文本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因素或隐蔽或明显的复杂关系。世纪文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纯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的转向，为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创造了历史性契机。事实上台湾的相关研究就很快地把握了这个契机，比如对美国华人华裔文学的研究，在90年代前期就进行了大量的后殖民解读，文化属性意识（文化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得到了许多具体扎实的论证分析。比较而言，大陆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却显得滞后而困难重重。原因何在？我想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作为一门学科，华文文学研究尚缺乏专业性的深度，究其因，理论资源与学术视域过于单一应必须正视。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流动不拘的文化现象，又是遍布全球形态多元的美学存在形式，正因此，她需要的是灵活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她更需要一种科际互动的开放视域，她迫切需要一些更为丰富有效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其中，笔者以为值得首先借鉴吸取的，是华人学研究的知识视野和专业素养。 华人学：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参照视野 所谓“华人学”即通常人们理解的华侨华人研究。而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移民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感性化表现，是形塑族性记忆的重要文化想象场所，也是书写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新变的一种美学形式。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心自然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华人华裔美学。因而，以离开中国母土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历史、经济、政治与生存文化经验等为研究对象的“华人学”理应成为华文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资源，华人学知识的普遍匮乏，势必影响和制约华文文学阐释的有效性和专业性。华人学的知识视野，意味着华人学界自觉地关注华人学的历史、吸收华人学的成果，将之带进华文文学研究中去。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这一视域的欠缺是明显的，这一点从华文文学评论的参考文献就可以窥见端倪——像王赓武、郑良树等重要的华人学专家的论述却极少见诸于我们的参照视野。 从华人学的历史看，最早出现的华人研究理论是梁启超提出的“华侨殖民论”，与此同时，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华侨革命之母论”，与之相似的还有“华侨爱国论”和“华侨民族主义论”，这些论说在华侨华人研究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以中国为中心，把华侨华人的历史看成是中国历史的延伸，或者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相对忽略了华侨华人的在地处境和历史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了“多元社会论”(Theory of Plural Socity)或“多元经济论”(Theory of Plural Economy)，该理论诚然是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西方学者为保持该地区殖民地社会秩序而提出的，但对于现代多元社会协调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种族关系，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战后出现的“华侨社会阶级论”至今值得注意，它启示人们：华人社会并非一体化的构成，族群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因地缘政治、宗族关系、接受教育程度、资产占有等不同而带来的阶级或阶层差别。 以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华人学为例，战后华人学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了三股较大的学术思潮：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华文化持续论”思潮(Persistence Theory)或“华侨不变论”，以珀塞尔为代表，强调华人社会和中华文化具有牢固的凝聚力以及不变的特殊本质；60年代盛行“华侨变动论”和“华人同化论”，以斯金纳为代表，在对土生华人做了详细考察之后，认为在华人基本完成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的情形下，“中国文化持续论”无异于一则神话，华人的前途和命运只能是被同化。萧玉灿的“同一民族论”和“华人同化论”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观念，“同一论”乐观地构想一种理想性的民族融合，而“同化论”则单方面要求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放弃自身的族性特质，自觉融化于所在国多数民族特性之中。事实上，操之过急只会激化民族矛盾与种姓冲突，上述两种观点都将现代社会里民族互动交融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在实践层面很难行得通。80年代以来，著名学者王赓武建立在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动态分析基础上的论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他对东南亚华人内部三大集团的结构分析被公认为符合事实、合情合理；以他为代表的华人研究学者既不再用静止的本质主义观点看待华人，也承认移民文化形态的复杂性与变动性；主张从华人切身的角度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变化中的华人认同的复杂性、多重性和长期性，他特别指出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多重认同说”，这已经得到了多数学者的共识。近期人学的主要任务偏重于更为务实的华人经济研究（注：以上有关华人学知识的梳理，参见周南京《海外华人历史理论初探》和丘立本《东南亚华人研究学术思潮的演变》等有关撰述，新加坡《南洋学报》1990/1991，第45/46合辑。）。 从华人学的思潮更嬗可以看出：华人学已经从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论述范式中走出，走向更加开放也更为务实的动态的多元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落入移居国中心的叙述模式。从国家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这应是“华人学”目前正在发生的转向。 “华人学”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启示和意义 晚近已有学者意识到华人学知识背景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参照价值：“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改变华文文学研究缺乏学理性的弊端。”（注：刘登翰、刘小新《都是“语言”惹的祸？》《文艺报》2002年5月14日第4版。）可惜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华人学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启发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华人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对华文文学研究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从上文可以看到，华人学的研究重心已经从早先的横向型研究转向了纵向型研究（注：关于横向型与纵向型研究的说法，参照萧新煌的论述。见林开忠《建构中的“华文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序文。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1999年版。），所谓横向研究指的是立足于中国，来研究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即海外移民与母体社会之间存在的原形与变形的文化关系；而所谓纵向研究则指将华人族群放置于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来找寻移民与在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结构关系。前者将海外的华人社会视同整体中国社会的延伸，于是找寻移民与原乡之间的薪传性和延续性就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任务。而后者则是近年来海内外华人研究更加重视的一种本土化的纵向历史结构研究。华人学研究的转向提示我们，华文文学研究也同样需要一个相应的转向，关注华文文学与移出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是已有的华文研究的重心所在，这是可以理解的，也非常必要；但是这类研究毕竟只应该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支，而不是全部。今天看来，华人移民动机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寻求个人发展的更大空间和更多机遇，他们中的大多数被预言将成为一种流动不居的世界人。面对不同区域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华人华裔移民文学文本，过多地论述它们的内在中国性不仅不一定真实，而且有可能造成移民所在国的反感和排斥，客观上不利于华人移民的生存与发展。不同代际与阶层的移民群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美洲新移民的生存方式和心理形态与60年代台湾留学生群体判然有别，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家的身份认同也与他们的前辈有了明显差异。华文文学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探讨华人与在地国家历史脉络间的结构关系，与此同时，与中国性的依赖关系则进一步被质疑，如马华文学界的“断奶论”，以及关于“内在中国”的争论等等，都可见一斑。当然，也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本来疏离陌生中国文化的华人也可能又重新对祖根文化发生兴趣和认同。 第二、华人学中关于华人认同的研究成果对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其中，王赓武的多重认同论述最富有现实的参考价值，他认为华人的认同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是多重性的——不仅仅是指中国和居住国的双重认同。他将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描绘为七种：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村社认同、国家（当地）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注：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第十一章，第245-246页。）。这种研究非常重视华人所在地生存现实的复杂性，同时对华人族群内部的结构做了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为华文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旧有研究模式的契机。华文文学界的人们呼唤文化研究的进场，那么华人学能够有效地助一臂之力。华文文学研究以前较多地注意了所谓文学性审美性的探讨，虽然华文文学也有值得认真进行美学剖析的作品，可总是有部分文本美学层面的粗陋让研究者尴尬；华文文学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以为，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延伸的视域下看，它的社会学价值自然大打折扣，而其美学价值也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将华文文学放在华人学的框架里，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考察华文文学与华人多重认同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族姓文化想象和族群建构功能，在政治、经济、社会、阶级、族群、性别与文化结构中考察华文文学，总之，考察华人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华人美学所含蕴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华文文学的价值将得到更好的凸现。如果说文学多少具有某种寓言性，那么华文文学就是华人移民文化的寓言，从那里看到的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复合型杂交性文化形态，它必然是多面的存在：它仍然可以是一种失落迷惘的谣曲，如20世纪许多悲情的华文名作那样；它也可以是一种自由而轻松的飞行物，以奇异的形象飞行在异国的天空。总之，作为一种美学的意识形态，华文文学必然地将在各自所处的文化场域中现身或隐匿。脱离了那些文字之外流动杂陈的元素，人们还能在纯粹的美学里嗅出些什么呢？ 第三、华人学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性。已经走向成熟的华人学研究，为华文文学界呈现了实证的历史研究等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虽然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规则，比如审美的规则；不过，在摆脱了庸俗化工具化之后，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正在重新发挥其重要功能。实证性的华人学作为一种扎实的知识背景，能帮助我们认识华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华人认同的多重性和动态形构，从而在华文文学的研究过程中避免陷于纯粹审美性批评的空洞苍白，以及脱离实际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想。 华人学对于华文学界的最大启示在于，华文文学研究同样应该重视华人存在的具体性、历史性与丰富性。因此，在讨论一些华文文学常见主题如乡愁叙述时，我们就不会再满足于重复那种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阐释，而是从不再孤立的文本对象中看到乡愁更为丰富具体的存在形态和历史变化：乡愁也许有着中国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的烙印，也许带有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还乡意味；也许是政治流亡与文化放逐的孤独与酸涩，也或只是一种散发着淡淡哀愁的美丽装饰。它可能是身处异域的华人族群记忆历史和祈祷的方式，也可能只是华人个体漂泊的需求与生命呈现的形式……而且，乡愁的内涵与叙述方式，与华人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种族、政策也关系紧密，华人生存的具体性是乡愁文学形态的直接依据。在全球化成为现实的今天，乡愁书写正遭到普遍的质疑，的确，过度的乡愁书写更多地暴露出异域生存的文化不适即所谓的水土不服；但另一方面，一种有深度的乡愁写作仍然是华人移民个体乃至族群族性记忆属性建构的重要方式。 自然，华人学的视域也只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资源，不是全部（注：如饶ｐéｎｇ＠①子曾呼吁将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华文文化研究领域。参见饶ｐéｎｇ＠①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思想》第226-23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但是，作为一种可以赋予华文文学研究更强的专业性和存在合法性的知识背景，华人学的重要性值得强调——起码与现当代文学同样重要。因为，就像富有活力的非裔美学或非裔文化诗学那样，华文文学研究终应成为一种华人华裔的文化诗学，那样才可能焕发出更加旺盛而深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