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僧；形象；演变 
　　
　　唐僧形象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三藏法师传》）到宋元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以下简称《平话》）、《西游记杂剧》（以下简称《杂剧》），再到小说《西游记》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从本事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
　　法师讳玄奘。俗姓陈。陈留人也。汉太丘长仲弓之后。曾祖钦后魏上党太守。祖康以学优仕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孙因家。又为缑氏人也。父慧英洁有雅操早通经术。形长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带好儒者之容。时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简无务荣进。加属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识者嘉焉。有四男。法师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训。岂宜安坐。父甚悦知其必成。召宗人语之。皆贺曰。此公之扬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后备通经奥。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阓之门。虽钟鼓嘈囋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东都净土寺。察法师堪传法教。因将诣道场诵习经业。俄而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谓官僚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1］。[HK]
　　玄奘13岁便出家为僧，入寺后，认真学习佛教经典，渐渐悟彻了一些道理。青年时期又到全国各地周游，寻访高僧，钻研佛学，成为全国闻名的高僧。学然后知不足，玄奘越学越觉得佛教道理高深，自己知道的不多，也越觉得国内各种佛经译本缺乏，而且有很多舛错。他决心学习梵文，更下定到天竺圣地求法的念头。
　　《西游记》中的唐僧，被唐太宗认作御弟，赐名“三藏”，皇帝亲自举行盛大的仪式，欢送唐僧西天取经。而历史上的玄奘出国取经却极其艰难。那时凡出国者，都必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过所(护照)。贞观元年关中闹灾荒，唐政府允许百姓外出逃荒，玄奘就利用这一逃荒的机会，私自离开长安西行。他经过秦州、兰州，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准备从这里出国。但边境盘查甚严，不能出去，在凉州等了一个多月，才在威远法师协助下，出了边境，到达瓜州(今安西)。由于他会外国语言，一路上方便很多。在瓜州结识了西域人石槃陀，并请他当向导，瓜州老人又送给他一匹识途的老马。出瓜州绕过玉门关，进入八百里大沙漠。行走中向导失散，只好一人前进。遇上从来没有的干旱，有一次五天四夜未喝上一滴水，有时晕倒在沙漠中，一阵凉风吹醒，爬起来再走。后来陆续经过伊吾国、高昌国、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龟兹国等。又见到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中亚诸国，到达天竺(印度)。这一艰苦的跋涉，长达一年之久。
　　玄奘在印度“留学”十余年，走遍了当时的东、西、南、北、中五印度许多国家。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国外游学十八年的玄奘胜利回朝。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迎接他，在长安的朱雀大街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不久，玄奘从长安去洛阳见到唐太宗，开始了他的译经和写作事业。
　　玄奘西天取经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以及追求过程中所必须拥有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征服困难的能力。对所有人而言，理想都是永恒的存在。他们虽不具备玄奘的信念、毅力和能力，但他们在成功的玄奘身上看到了追求理想的可能和达到目的的力量，进而由好奇变为由衷地钦佩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迸发，其意义完全超越了玄奘本事的具体目的，又正是这种超越了具体目的的意义，使玄奘本事具备了成为文学表现对象的价值。
　　站在文学的角度来说，玄奘本事的宗教色彩和传奇色彩也为文学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土地上，神秘的宗教、新奇的异域一直都是酝酿文学的土壤。尽管玄奘并没有刻意渲染，但他的《大唐西域记》还是在无意中承袭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些传说既被后人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又成为玄奘本事切入文学的重要契机。
　　宋元出现的佛教文学作品《取经诗话》开始系统地讲述唐僧取经的故事。在这部《取经诗话》中，虚构的故事成了作品的主体，玄奘本事中自然力量造成的阻碍都被妖魔鬼怪所取代，取经的完成归功于神佛的法力和唐僧神话了的“不可思议”的德行，与以前的各种文字相比，取经故事已经脱离历史真实的束缚，走向了神话，正式步入了文学的轨道，开始了全新内容的文学再创作。 　

    二、从《取经诗话》到平话《西游记》和杂剧《西游记》
　　
　　《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在唐僧形象的演变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部作品更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在摆脱了历史真实的束缚之后，是如何进行形象塑造的。
　　《取经诗话》中开始出现了“猴行者”这样一个角色［2］。他的主要作用是在唐僧和“大梵天王”之间扮演中介，让唐僧借助他而得到神佛的力量。我们还注意到，孙行者这个形象是不完整的，他的作用仅仅是唐僧的“向导”而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取经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唐僧那“不可思议”的德行（这与《三藏法师传》并无二质）。猴行者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为取经故事增加了几个情节，而在于“出现”这一事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解决“取经——困难”这一冲突的手段。
　　由于后来的创作者们都注意到了孙行者出现的重要性，所以宋元时期的取经故事中描写孙行者的文字迅速增多，导致了作品各个部分关系的第二次调整。这一次调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造一个既不改变主要戏剧冲突又兼容唐僧和孙行者的内部结构。
　　《平话》和《杂剧》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兼容”问题。首先，它们减少了取经过程中的传奇色彩，把更多的困难直接加到唐僧师徒身上，让他们充当解决困难的主体，以收到强化主要冲突的艺术效果。另外还增加了孙行者的活动范围和表现机会。其次，用伦理（师徒）和利益（同求正果）的双重标准去协调唐僧和徒弟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依赖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取经行为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最后就是在增强孙行者的个性和作用的同时，使唐僧的性格和行为向引导情节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他的“德行”抽象化，不再是“不可思议”的；其行为逐渐转为平庸无能；与孙悟空经常发生矛盾等等，唐僧已经演变成有机黏合取经故事的结构中枢。
　　经过上述的改造，取经故事在内容上的主角变成了孙悟空，而唐僧成了结构作品的主要因素。
　　
　　三、从《平话》《杂剧》到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巨著，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发展并完善了《平话》、《杂剧》中初步形成的人物结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取经故事的内容。
　　将《西游记》与以前的取经故事相比，可以发现吴承恩在写作中已经确定了一条不可改变的原则，即所有的故事都必须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