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民工荒”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2006年，中国局部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工人受到欢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缓解招工难，纷纷提高工人工资及福利待遇，农民工的工资告别10年不增长的僵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由此显露端倪。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暂时打破了这一进程，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 “用工荒”的问题再一次凸显，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2010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
“民工荒”持续大规模发生，表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走向“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入城市而工资水平不发生变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前的情形。“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同样的用工荒现象，当时日本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以至于要从国外引进数十万劳工以满足生产需要。中国经济能否跨越这一步，决定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打破，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的时代。
一、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关系
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而“人口红利”则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指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而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升（“中间大、两头小”的黄金比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资源以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现象。[1]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导致劳动力廉价，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而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廉价劳动力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着某种相关的关系[2]：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则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而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量减，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然而全球经济回暖使得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得到复苏，特别是2010年，企业对于劳工的渴望到达了一个高峰，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招工，甚至出现了企业招工者去火车站或社区“拉人”，去劳务人口大省“抢人”的现象，一时之间，劳务市场甚嚣其上。
二、用工荒所带来的挑战与契机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后，一旦劳动力短缺，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巨大的。目前中国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收到严重影响。中国于1971年已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此导致的人口减少现象已经在教育领域凸显。可以预计，“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
实践告诉我们，挑战与机遇常常并存。“刘易斯拐点”对于中国经济既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具体来说，要从三个方面来讲：
1. “刘易斯拐点”将“倒逼”大多数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提升自己科技水平，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
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这次用工荒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滞后，当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步伐，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将逐步减少或者淘汰；那些仅仅看重我国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在日益高涨的用工成本面前，要么去其他国家寻求新的低廉劳力资源，要么考虑向其他领域转移。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尽快实现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将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实际是一种“倒逼”，对于企业来说，只要跨过这道坎，未来将是一番“拨开云雾见月明”的广阔天地。
因此，破解企业用工荒的根本途径，还应从企业自身入手。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提升。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来增加产品附加值，通过技术改造和优化流程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所以，破解企业用工荒，根本的出路在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否则，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将重创中国企业，并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不小变数。当然，转型该怎么转，有一个策略选择和优化的问题。
2. “刘易斯拐点”将迫使企业重视民工权利，加强社会保障，提升福利。
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3]，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破解用工荒，还要给予农民工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让他们能够更有尊严地生活。解决用工紧缺必须从满足农民工群体的需求角度来把握，如提高员工待遇、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规划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农民工“家”的感觉，让他们有归属感：一个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更在于其是否真正地从各方面接纳他们，将他们视作自身的一分子。
用工短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农民工薪资福利，是一个颇为积极的信号。民工荒实质上是一种劳资博弈，要么企业加薪，要么民工不来，有远见的企业家就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转型升级获得的效益来消化劳动力薪资提升后上涨的成本。
三、高职学生或将引来就业机遇
目前的“用工荒”将引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产业结构的科学快速调整，城市用工过程中肆意滥用的“人口红利”已所剩无几，原来经济体制下供不应求的“农民工”群体，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失衡状态逐渐平衡，纯简单劳力的“农民工”将淡出时代，“农民工大学生”的一类新劳动者群体将逐渐庞大并成为就业市场的新兴力量。胡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广泛智力支持”[4]对高职院校的人才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如何使得“农民工大学生”这类新兴群体更快速高效地适应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人才和就业市场，使其拥有真正的谋生发展技能，其中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职能应在其中起到重要的环节作用，具体来说，可分以下几点开展：
1.大力加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根据市场需求办学。
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培养学生“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应该成为共识和追求。在目前的形势下，高技能人才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热捧。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充分调整教育策略，以企业、市场需要为定位，以校企合作、工学交替来达到培养高素质、高科技人才的目的。
目前来看，校企合作早已不是先前的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企业和职业学校都对校企合作充满期望。在其基础上，职业院校应密切与企业进一步合作，让企业参与决定学校的教学和考试内容，让企业董事长、CEO、人力资源主管等参与学生的职业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同时，通过工学交替，企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习机会，培养学生的实际专业技能。要树立校企合作理念,创新工学结合机制。通过校企多方位合作、建设校内生产实训基地,强化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通过建立体现工学结合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格局和重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深化课程体系改革。通过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模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为工学结合提供扎实的保障。
目前，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制约双方的合作行为，学校一方积极参与，企业一方消极应付，致使校企双方的后续合作无法顺利进行；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因为缺乏详细的计划方案和监控制度，企业不可能真正融入其中，以致校企合作徒有其表；在校企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校企双方缺乏双赢意识，导致校企双方特别是企业一方无利可图，校企双方深度合作常常搁浅。有鉴于此，政校企应加强三方合作，共同制订校企合作有关的政策制度，尽量化解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互惠双赢，共同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2.探索高职特色职业指导，协助高职学生就业定位。
与国外职业生涯辅导的整体专业化水平较高，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全程化、发展性的特点相比较，中国职业规划指导呈现着形式化、阶段化、职责化、功利性等特点。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转型升级已成为必然趋势，在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对员工的能力、素质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因此，就业指导不能千篇一律，需要就业指导部门或专职就业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辅导，使得学生得以树立个性化的职业生涯意识，结合自身特点，端正思想，积极准备，在思想、观念、行动上做好择业就业准备，自信面对社会竞争和挑战。
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建立大学生与企业的沟通渠道，构架大学生与企业的交流平台。让学生能够了解从事行业的发展状况，企业用人标准、企业文化，帮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企业、认识企业、了解企业、感受企业，进行就业体验并对职业环境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解。就业指导老师也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提高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个性化辅导的水平，对学生进行定期的规划辅导，打破以往学校老师对企业情况不了解的不足，使学生对于企业有更好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熊惠平.“后人口红利时代”的高职教育历史选择：瞄准新生代农民工[J]. 职教通讯,2010,(6):13-16.
[2]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117-119.
[3]李雄,刘山川. 新时期“民工荒”问题研究[J].学术探索,2010,(4):69-74.
[4]马建富，华慧颖.破解“用工荒”的职业教育之策[J].职业技术教育,2010,(8):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