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在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相互交流中，日本受益非浅，而中国得到的是经验教训。日本在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以后又走上了自己创新的道路，他们的成就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再发展树立了榜样和信心。

The exchang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Abstract:
    In the ancient art of painting in the Sino-Japanese exchanges, Japan benefit greatly, while China is the lessons learned.After 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rt, Japan embarked on a road of their own innovation, and their achievements set an example and confidence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Key words：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exchange.
  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交流是一段容易被忽视、然又是值得研究的历史。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倾注于对西方绘画的深入研究却淡漠对日本绘画的探讨；即使在日本，有关中日绘画艺术交流的研究也比较平淡。据作者所知，至今尚未发现中日古代绘画艺术交流的通史专著问世，甚至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文章亦寥寥无几。然而，日本绘画艺术的突出成就很令世人瞩目，因此本文的研究为探求我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再发展意义颇深。

           一、中华文明催生日本古代绘画艺术
古代日本不仅学习中国绘画艺术，而且学习中国整个的中华文明。日本中国绘画专门研究者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邦土相邻。从古代起两国人民便不断地交往，就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相互交流犹似“师生”之交，中国输入日本很多，而日本输入中国却极少，这主要是同当时的历史状况和背景有关。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被誉为世界绘画艺术之瑰宝。中国古代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其哲学思想道理深邃、包罗万象，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领域，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哲学观、艺术观、审美观，历代中国画家正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画艺术思维，并创造出了中国画独有的艺术表现技法及风格。中国古代绘画之所以能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中国绘画自身所具有的价值，高超无比的绘画艺术很让日本人羡慕和信服。日本古代的文化艺术同中国相比起步很晚，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如饥似渴地吸取中华文明，并由此而积淀构成日本传统文化之基调，在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无不受到中华文明的至深影响。在绘画方面，日本甘当小学生虚心、勤奋并持之以恒地学习中国绘画艺术。
日本绘画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以中国绘画为主的大陆艺术，公元3至6世纪中国移民将中国绘画带至日本，撒下了第一批中国传统绘画的种子。据中国史书记载，日本与中国正式交往不会迟于西汉时期，就绘画而言，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可在早期日本墓室装饰上得到印证。公元6—7世纪，中国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而此时佛教也由朝鲜传入日本，这些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佛画在这一时期则是最为重要的普遍的艺术形式。
日本曾三次掀起学习中国绘画的高潮，这三次可谓日本绘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次就是学习“唐绘”并使之成为自己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阶段可谓是感性的模仿阶段；第二次是在镰仓、室町时代日本学习宋元，13、14世纪宋元水墨画东传；第三次是在江户时代，日本学习明清。
大约从中国隋朝开始，日本即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日本来中国朝贡、留学的人数与日剧增并形成相当的规模，叫做“遣唐使”。他们从中国学回先进的思想、政治、经济及绘画艺术，有力地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本学习中国文化艺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派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和僧侣等）。在630年至894年的264年中，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19次之多，声势浩大，世界闻名；二是输入书画。日本从中国输入大量的书画，从书画中学习中国的知识和先进经验。书籍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宗教、医学、军事等等什么都有。唐朝，即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公元7——10世纪），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极度繁荣的时期，其绘画艺术的发展几乎到了顶峰，唐代文化已成为向周边国家辐射的核心。那时的日本由于受地理和人文条件的限制而相对缺少文明的创造力，与隔海相望的中国相比差距甚大，晚起的日本特别羡慕大唐盛世的繁荣，对大唐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不断地派“遣唐使”来求学取经，认真学习中国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唐代绘画艺术的东渐主要得力于此间受日本政府派遣来华的“遣唐使”和求法的僧人，随行人员中有许多是日本画师，这些使者在以后日本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安前期，日本最澄、空海等高僧，还有以橘逸势为代表的留学生，纷纷从中国带回唐朝文化新风，回国时他们从中国带走大量的绘画作品，其中多数是白描佛像画。日本绘画艺术是从学习“唐绘”开始起步的，早期唯唐是效，完全袭仿中国六朝及隋唐绘画，甚至连绘画的称谓也叫做“唐绘”。2 通过两国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大量的艺术作品输入日本，唐代绘画的主题选择、审美情趣、构图样式、笔法技术等皆被日本全面吸收。那时，日本绘画完全用唐代绘画的风格来表现日本人的精神风貌，“惟唐是效”为日本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日本民族勤奋好学且又是在大师的肩膀上高起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其袭仿能力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日本从“学唐”开始至明治维新以前对中国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拿来主义”，有什么“拿”什么，什么都“拿”（“拿来主义”是现代社会很时髦的一个词汇，因为它与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主动吸收、肯于学习、善于发现并利用别人的长处）。宋元时期，日本又向中国“拿来”了在绘画方面的一技重要之术，那就是中国水墨画，继唐绘画以后再次给日本绘画以重大影响。“唐绘”以后，即镰仓到室町时代，日本绘画又在中国宋元绘画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中国南宋风格的水墨画（ 这类画被称为“汉画”）3 。
宋元时期日本官方中止了使节的派遣，然而中日民间和佛教的交往却更加频繁，贸易的流通、禅僧的来往、书籍的流入皆远胜于唐，尤其是佛教的交流，规模和范围比起唐代更有过之。在两国的交往中僧侣却起到了媒介作用，中日两国高僧成了传播宋元文化的旗手。在遣唐使停派以后，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主要依靠为了信仰而来求法的日本佛门弟子。宋元佛教界多才多艺，特别是画僧人才济济。在宋代(960~1279)的300多年间, 入宋取经的日本名僧,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载仅有170余人,而元代(1276~1368)不到100年间入元取经留有姓名的则多达220余人。在日本禅僧不断前往大陆学习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高僧赴日讲学传法和进行中日文化交流。这些高僧大都由于日僧的热情恳求，也有是日本当局出面邀请才去日本的，中国和日本的正史都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这些僧人的活动情况。5 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先生说他们是“首要功臣”。这些高僧有些自身就是画家，随行人员中也经常有精通画艺的高手，他们在宋元绘画传入日本的过程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宋代，由于贵族的没落创造文化的主人也换成了新兴的知识分子（即士大夫），中国宋文化在思想、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种文化盛象，宋代文化在中唐盛行的两大思潮即儒学文化复兴运动与禅悦之风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省的、精密的理学体系。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期，尤其是宋代文化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宋代在诗歌上以宋词而与唐诗比肩，在散文上占据唐宋八大家中的的六席，在哲学上有朱熹的开创；同样在美术发展上，也以写实的院体画和写意的文人画而走向高峰。宋元时期仍然是处于中国绘画的高峰阶段，人有“诗必唐，画必宋元”之说，宋元年间中国水墨画高度发展，郭熙、米芾等一批绘画大家将宋代的水墨画艺术推到了成熟的顶峰，可见宋元画的地位是何等之高。6此时的日本绘画从画风到题材无不以宋元画为蓝本，在宋代绘画的影响下，日本水墨画逐渐产生并盛行于当时的日本画坛。元代是我国水墨画的集大成时期，名家名作辈出，以赵孟頫、高克恭为先导，元四家为中坚的一大批艺术家将中国的水墨艺术发展到了顶峰。经过隋唐以来的探索和发展，宋元年间水墨画技艺日臻完善，宋元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当仁不让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宋元时期，中国绘画理论著作如荆浩的《笔法记》、郭熙的《林泉高致》及韩拙的《山水纯全集》等画论都传到日本。7日本的画僧以及世俗画家在水墨画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探索水墨画的绘画思想与精神，其品评标准也是我国六朝谢赫的《六法论》，从六法中认识到绘画的根本东西在于“气韵生动”。
宋元时期日本禅宗的势力很大，僧侣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僧侣变为新的“有闲”阶级，他们“有”时间“有”条件来钻研文学和艺术；还有许多僧侣或出任国家使节或以要位从事两国间的贸易，这便有机会到中国来并求购大量的画作，如《十王图》和《十六罗汉像》就是求至当时宁波的一位民间画师之手。日本早期的禅僧多是以作画消遣的非专业者，但后来因其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以画为业者颇多。他们逐渐成为当时绘画的主要力量，随着水墨画的产生与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水墨画僧和画家，如：可翁、愚溪、默庵、明兆、周文、宗湛和阿弥派等等。
十三世纪后半叶，日本水墨画在学习中国水墨画技法和画论的基础上诞生了。从此，日本画坛不断更新，克服了古代华丽的色彩主义和沉稳雅致的细线轮廓主义，从淡彩到墨画完成了向着中世纪水墨画的巨大转型。由于日本民族的勤奋好学，故能把中国优良的水墨画“种”培育成举世瞩目的日本之“花”。
其后, 对日本绘画影响较深的当推明清的文人画了。中国文人画始于五代，但真正居于画坛统治地位是在明代，尤其是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的主张以后，文人画的地位更加显赫。文人画被理论家们称为“南宗”，与宋元传统的“北宗”相对，此时，江户时代幕府实行了严厉的锁国政策，故中日绘画的交流只能依赖这些书籍进行间接传播。据统计清代通过船商输往日本的中国画谱，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其传播速度之快，亦令人惊讶。传入日本的明清画谱有《芥子园画传》、《图绘宗彝》、《八种画谱》、《十竹斋画谱》、《晚笑堂画谱》、《墨兰谱》、《刘氏画谱》、《天下有山堂画谱》、《书画同珍》和《无双谱》等15种之多，总数在千卷以上；加上江户书商不断翻刻，中国画谱的流布更加广泛。中国文人画的东传除了借助于画谱的传播途径，还有许多中国文人画家来到日本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中国文人画的旋风很快就刮到了日本，中国文人画家的理想也被引进日本。江户画坛绝大多数成名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此时日本人方惊讶地觉悟以往学习的南宋画风和明朝院体画居然只是中国绘画的次级品，真正精采的传统却是风格自由洒脱、题材清逸雅致的中国文人画。日本文人画家们在把握源自中国的文人画时，对汉学、汉诗、中国绘画理论都下过一番苦工夫，他们不仅能充分理解中国明清文人画之要谛，更能在消化日本古典艺术的基础上充实其精神和技法的力量，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加深了中日文化渊缘。
明清时期不同形式的绘画元素，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日本画家所喜爱，成为他们创作的又一源泉。江户时代又在中国明清绘画的影响下形成了日本文人画。

       二、在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交流中中国得到的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民族的绘画从学习唐绘开始至公元14世纪的几百年里，一直停留在仿学中国绘画的技法中，看不出自己的民族风格，直到公元15世纪才显示出对日本诗情画意的追求趋势。千年的仿学修炼总成正果，日本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养素并把它融入于自己的体内即本土化，创造出了“大和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西方为镜，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在绘画艺术上又走上了另一条创新之路。日本接触西方文化较晚，输入后于中国，且又是以汉译西洋文化书物为媒介而间接输入的；然而日本有极好的胃纳，有吸收快、消化好的功能，在吸收西方的营养后又培育出日本新的画种“浮世绘”等，并以独特的风貌在国际艺坛赢得一席之地。日本已故老画家中村不折在他的《中国绘画史》序言中说：“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
   在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相互交流中，日本受益非浅，而中国所受到的反馈却是微乎其微的。宋元时期的日本绘画受到宋、元人的赞赏和重视，特别是许多高僧，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此时日本当以倭扇艺术著名，并由商舶传入中国，8 为中国的折扇艺术开导了先路。汴京相国寺市场出售日本扇，宋人对扇上图画评价极高，9   认为“ 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10 顺便说一下，日本绘画以公认的成就登上历史舞台，受到举世瞩目。许多中国画家在创作上借鉴日本画，从构图、色彩、技法等各方面吸收日本绘画的营养。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坛，从李叔同、陈师曾、岭南派二高一陈乃至陈之佛、傅抱石、张大千，甚至包括从未到过日本的齐白石、吴昌硕，皆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岭南二高虽说得益于日本，却绝对讳言日本，而要自称是“折衷中西”，谁要是提及他们与日本的关系，就会火冒三丈。这真是中国人独有的心态，奈何不得。11浙江大学陈振濂教授在其著作《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一文的序章中提到，在中国近代绘画中的“日本模式”的存在，而我们并未正视它的存在，或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中国人，一直以大国自居，矜持民族性的优秀，自尊自大，不论是古代直至现代，视日本为小国不足轻重。除此而外，中国画家还有对日本侵华怀有仇恨的心态并因此而发表了把政治、战争和艺术混为一谈人为贬低日本绘画艺术价值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如高剑父先生在1933年发表有《对日本艺术界宣告并告世界》，傅抱石在1904年发表《从中国美术的精神来看抗战必胜》等等。当然，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并不在中日古代绘画相互交流之范畴。
    在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交流中，虽然中方受益很少，但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却是宝贵的。宋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原因中国人的思想从一度的开放走向封闭，中国画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大约从明朝开始，中国传统绘画走上了它的悲剧历程：腐朽的复古主义统治了画坛，复古代替创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造原则被拟古之风所淹没；艺术思想失去了创造精神，画家对自然感情逐渐疏远，对哲学内涵亦日益淡化……。然而，此时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却蒸蒸日上。日本画家在“袭仿、移植和创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过程中，始终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素材中写有日本画家甘当小学生，虚心地学习中国绘画艺术的事例举不胜举。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明治中叶以来日本曾经大力对中国进行过研究，从其涉及的范围和课题而论可以说是广泛而深入，全面且具体。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者就写出了大量的有关东方艺术的文章，最早的一部与中国绘画史有关的著作是由大村西崖（1868——1927）所写的并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出版的《东洋美术史》；而第二本较全面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却是由在日本呆了没几年的美国人写的，此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绘画史却不甚了解，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史实；此后，中国早期的美术史，中国画史的著作出版和研究还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呢！ 20世纪起日本人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甚是突出，东京大学于1893年聘请大村西崖讲授东洋美术课程，京都大学也于1909年请内藤湖南（1866——1934）开授“中国绘画史”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画家良好的心态和虚心学习的精神是日本绘画能取得卓著成就的最基本的因素。
古代的中国绘画之所以能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中国绘画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唐宋以后，中国绘画艺术因循守旧而失去生机，或时逢动乱，或长期埋没而有失传的；然而在日本却得以保存、延续下来。很多在中国已经消失，或者不甚了解与成为悬案的事物，在日本艺术中都可发现或找出答案，甚至于中国人以为是日本的事物却原来还是中国的，故欲真正最大极限地了解中国艺术日本艺术是绝不可缺的一环。日本承继许多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事物，他们所使用的材料有许多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模式，渲染也是宋人的方法，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至今仍被日本和西方所推崇，仍在继续影响着日本绘画的发展。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盛唐时期中日文化艺术交流，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盛唐气象，一边是落后但不自卑且又谦卑好学的大和精神。日本对唐代文化的吸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拿来主义”，这正是日本民族自强不息、赶超世界一流的精神所在。由于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借鉴、消化并能吸收外来养分，又迅速转换为自身的能量，最终从弱势变为强势，在世界美术史上表现出雄厚的实力和非凡的魅力。
人类绘画艺术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交流”是绘画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绘画艺术没有边界，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人类绘画艺术的发展。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从起源的时候起就不是孤立而自足的在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不同地域间的相互交融使绘画艺术生命得到了经久不息的延伸。在我国古代，中原文化本土的东西交接以及中原文化又同荆楚文化的伟大融合，就是最好的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相融合更是传播与交流中最为突出的事例。 古今中外，在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史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吸收他人的养料来丰富自己的。中国画是如此，印度的雕塑和绘画也是如此，西方的油画亦何尝不是如此。
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相互交流再次阐明了一个真理，绘画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绘画艺术的发展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不断地继承、创新和吸收新鲜血液；否则，就会停滞、衰败或枯萎。这是绘画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在中日绘画发展的过程中都能得到验证。
因此，中日两国古代绘画相互交流及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它特殊的历史价值永载史册。

主要参考文献：
     1. 在木宫泰彦著《日华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中提到，日本考古学界关于海流的调查表明，早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20），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时代，中国的人员与文化由朝鲜及其与日本之间的海路进入日本列岛，说明日本与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开始有了经济文化上的最早期交流。此时艺术上的交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1986年版，第66页上提到，在朝鲜平壤附近发现了5世纪高句丽墓葬石室壁画，绘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在《日本绘画史》第8页提到，在建于5—6世纪的日本竹原古墓中发现两个动物神怪的动物形象，使人联想起中国的神鸟“朱雀”和神龟“玄武”，四神的形象很明显是来自中国，这是远古时代中、朝、日三国艺术交流的例证。中日两国绘画的传播与交流此时业已开始，不过当时的交流尚处于很低的水准，只能说是一个端绪，而真正意义上的中日绘画交流是在此后的隋唐。
    2.奈良时期遣唐使带回日本大量的中国绘画，这些流入日本的唐人原作被称为“唐绘”，而模仿中国绘画的早期日本画也叫做“唐绘”。
    3.室町时代绘画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是:在宋元画尤其是南宋画祥式的影响下，勃兴了以水墨画为中心的新绘画样式。这种新的绘画样式被称为“汉画”。为了区别以前的“唐绘”和“大和绘”，日本的艺术家把中国宋元画命之为“汉画”。汉画主要指仅运用墨的浓淡和笔势的水墨画，有时也包括略加淡彩甚至施以浓彩的着色画，因为它们只在是否使用色彩上有差别而在以水墨技法为基础方面没有不同，所以从技法的角度都可统称水墨画。汉画开辟有顶相、道释、山水、花鸟等画科，留下大量的杰作，形成室町时代绘画的主流。 转引：刘晓路．日本美术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4.【日】木宫泰彦、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一版　第255、305、420页
    5.这些中国僧人，据木宫泰彦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史》所列《来日宋朝僧人一览表》，前后举出有十四名。
6.宋元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最灿烂、最成熟的时期。它上承晋唐风尚，下开明清先河。两宋三百年，由于在政治制度上，宋王朝好文艺轻武力，促进了经济文化空间发展。元代百年蒙古贵族入住中原建立了史上最大的帝国。在文化上元朝文化远不能与中原文化相提并论，但元王朝尊重中国文化，元文化可以说基本上在宋代文化的延长线发展。 宋元时期，无论是在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还是在绘画、书法、工艺、建筑乃至饮食文化等诸方面，均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坂崎担《日本画论的特质》中，说:我们看画论的发展过程，日本画家是在中国的“六法”及其它画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独特的日本绘画。转引：【日】竹谷长二郎著．竹田画论[M]．第207页
    8.宋史（卷49）日本国传载日本扇首次出现在中国是奝然遣弟子嘉因与宋僧祈乾塔同乘宋商郑仁德之船入宋，向宋太宗进献的方物中：“……，又金银莳绘扇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十枚。”
    9.参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载：“摺叠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
    10.皇朝类苑（卷60风俗杂志）
    11.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对中国早期的美术史、中国画史研究接受了日本影响有过详细考证，陈师曾著《中国绘画史》是译自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支那绘画史》，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亦有译介成分。傅抱石之《中国美术年》)、《中国绘画理论》等书也都言明是受日本学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