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20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热情传播”唯物史观；二十年代中期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提出民生史观思想；二十年代后期一些国民党人把民生史观思想体系化，并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全面对抗唯物史观。促使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转变的真接原因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受国民党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国民党人在此期间学术思想变化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紧密相连，是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想。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观,国民党人,中国革命形势,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 一 在中国思想史中，五四时代曾一度出现“唯物史观热”的景象。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朱执信等人在五四时代的“唯物史观热”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先后创办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等报刊都对唯物史观进行过大量的介绍、宣传及研究。胡汉民主编的《建设》杂志尤为突出。 《建设》创刊于1919年8月，每月出版一号。从1919年8月第一卷第一号出版，至1920年7月第二卷第六号刊出后中断，《建设》在仅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发表的各类文章有110多篇，其中涉及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宣传的文章(包括译文)约20余篇(次)，占该杂志全部篇(次)的20％左右。从刊载的比例与份量看，超过同一时期《新青年》对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其中主要的文章是： 孟子与社会主义 胡汉民 第1卷第1号 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 戴季陶 第1卷第2号 革命！何故？为何？ 戴季陶 第1卷3号 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 胡汉民 第1卷第3号、第4号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 戴季陶译 第1卷第4号、5号、6号 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胡汉民 第1卷第5号 改造要全部改造 李人杰 第1卷第6号 阶级与道德学说 胡汉民 第1卷第6号 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概略 林云陔 第2卷第1号 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 胡适、廖仲恺 胡汉民、朱执信 季融五 第2卷第1、2、5号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续） 戴季陶 第2卷第2、3、5号 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 林云陔 第2卷第3号 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 林云陔 第2卷第4号 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 胡汉民 第2卷第4号 道德底经济的基础 李汉俊（译） 第2卷第4、5号 劳力与资本之关系 林云陔 第2卷第5号 阶级斗争之研究 林云陔 第2卷第6号 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 胡汉民 第2卷第6号 论货币与井田 通讯 第2卷第6号 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苏中（译） 第2卷第6号 到湖州后的感想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戴季陶 苏中（译） 第2卷第6号 第3卷第1号 国民党人在五四时代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思想进行大量的宣传介绍。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以及苏中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撰写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摘录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苏中翻译发表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译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2、3章有关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五四时期宣传介绍唯物史观的国民党人当中，胡汉民的影响最大。1920年胡汉民在《建设》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此文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八本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言论。这八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以及《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第一卷附注》、《资本论》第三卷。除此之外，胡汉民还引述了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对唯物史观原理解释说明的通信等。在胡汉民之前，摘译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的书籍与文章主要是渊泉（陈博贤）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李的文中摘译的唯物史观论述主要是《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哲学的贫困》等四本书的内容，从涉及的面上看，少于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应该说，胡汉民的节译是“五四”以来见诸中文的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集中、最全面的节译，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详尽的原文。很可贵的是，胡汉民在介绍唯物史观经典内容的同时，还按时间上的顺序大体说明了唯物史观产生、发展的过程，对当时质疑甚至诋毁唯物史观的各种论调逐一进行了批驳。 国民党理论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学术与社会价值。胡汉民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只有“到马克思才努力发明人类历史的进步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思格斯。” 胡汉民称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林云陔赞扬：“马克思是最真实的哲学家”“马克思因格尔(笔者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本来早已被人承认了做‘科学的历史’的原料，他在十九世纪时就早已大功告竣了。” 唯物史观在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那里，最初主要是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被运用于分析与考察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等政治与学术活动中。戴季陶先后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革命！何故？为何？》《到湖州后的感想》等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问题。戴季陶认为“社会生活问题”是社会的根底，分析问题不应只从表面上考察，而应从“社会生活问题”入手。他说“无论一个甚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因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都要从“社会生活问题”入手，这是“在他的根底上”的因素。循着这种方法，他考察了历史上的许多“乱事”，即社会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原因。最后他指出，“现代中国革命……最大原因，就是在欧美工业革命的果实，借着交通发达的力量，输入到中国来”，这种“由国外输入的一个大压迫，便暴露出国家及社会组织的缺陷，引起人民生活上的不安，助长阶级压迫的程度，加多生活上落伍者的人数”，“改革的要求，就从这生活不安的里面出来了”。 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家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发生了变动。胡汉民在《建设》上发表长篇论文《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并宣称“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 ”戴季陶议及他与胡汉民探讨唯物史观的情形时说：“展堂说：‘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都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我听了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主义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问家的注意和协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戴季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精确的学理”声明“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 五四时代国民党理论家热衷唯物史观，是当时“唯物史观热”的重要表现。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及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人在革命屡屡挫败后，积极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结果。 一战后，西方陷入“没落”的悲凉气氛之中，曾经狂妄自信的资本主义自由思潮受到怀疑，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受到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欧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促使了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以俄为师”，逐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虽然没有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传播。 1919年前后，孙中山及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在革命屡遭挫败的情况下齐集上海，反思和研究新的革命出路。这一时期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推动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变化。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来实现革命目标是一种幻想，因此他提出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但革命如果不挖掉“地底的陈土”即官僚、武人、政客，要想从教育、实业与地方自治着手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 [P422]。胡汉民说“像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决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着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究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正是这样的政治动机和立场促使了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给予热情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探讨与李大钊等人是根本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理论中寻找一些有助于按他们的立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力求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戴季陶曾说“执信先生（朱执信）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李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展堂先生（胡汉民）是马克斯主义研究者，我只可算是马克斯主义的介绍者罢”戴季陶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几个人的真实情况。 胡汉民、戴季陶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他们接受的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不关心唯物史观中的“政治理论”，即不热衷唯物史观之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他没有涉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胡汉民等担心甚至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之路。胡汉民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戴季陶也认为“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俄国）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由此可见，他们对待唯物史观的这些态度，同他们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二 二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指导思想，经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和推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民党人士也认识到唯物史观的革命价值。戴季陶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就在它具有革命性，“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革命，很容易使劳动阶级的人，生出革命的觉悟来。所以唯物史观是否真理，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在应用的上面，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哲学的地位，是因为他思想的自身，具备丰富的革命性。”[P55] 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对唯物史观有了更一步认识。与其它国民党人不同，他以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审视与分析。 孙中山称赞马克思研究历史“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疑”。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人们都“信仰他”。 [P772-774］孙中山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价值并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超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而马克思从社会事实与历史方面研究，“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 [P772]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 [P773] 像中国其它早期唯物史观思想家一样，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例如，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 [P775]，而马克思本人从没有说过物质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认为，欧战以后，马克思的信徒发生分裂，互相攻击和诋毁。“由于这些攻击诋毁，马克思的学说便发生了问题，就是物质到底是不是历史的重心呢？”他自已直截了当的作出回答：“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P775] 虽然孙中山对唯物史观有误解，但他认识到历史的主体即人是历史的重心，历史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不是物质发展，而是人类求生存活动的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历史的重心，人及其生存活动在历史中的居于核心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是卓越的。 孙中山批评唯物史观并不是反对唯物史观，相反他一再宣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孙中山并不愿意把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统一在唯物史观之下，立足了三民主义立场，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过去的理论，与当今现实不符，也不适合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因此他试图用“民生主义”整合和改造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P785]。他分析说，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预测与当今西方资本主发展实际相差甚远，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的国家，没有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之法也不适用。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当时“断错”了，与后来的事实“不相符合”’，“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 [P785] 孙中山提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 [P802]按照“人类生活的程度，在文明生活进化中可以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说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级的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不可少的”。第二级“叫做安适”，第三级是“奢侈”。[P364]孙中山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安适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奢侈问题，只要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问题，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P365] “民生”是历史重心是孙中山的创造。孙中山为什么要把“民生”确定为历史的重心呢？首先，他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他说“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P817]“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P817]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 [P812]。其次，孙中山认为，西方自实业革命后，生产力发生大变动，机器占了人工，许多人失业，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即民生问题，并因此而出现力求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他的理解，“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 [P835]再次，“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他说：“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斗争和工人痛苦，那些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 [P835-836] 孙中山提出“民生”是历史重心，既是基于“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又是因为“民生”是时下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孙中山强调说，“民生就是政治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样。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P787］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民生”概念很不严密，他对“经济”、“物质”和“民生”这些概念的内涵都缺乏明确的界定。例如，唯物史观的“经济”和他所说的“民生”的差别究竟在那里？怎样证明前者“错误”而后者“正确”呢？他并未给出明确的论说。实际上，他的“民生”概念是与唯物史观有一定联系的。如他说：“吃饭是民生的第一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重要问题”。［P823］“做农的要生粮食，做工作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无，做士的要尽才知。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P822］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研究历史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出发等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这也说明，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在基本精神上是有相近之处的。孙中山从人的物质经济生活出发考察历史，有助于克服当时学者把唯物史观归结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但民生史观强调的生活是人的生命体的生存，它强调的人是孤立的、个体的人，不是群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孙中山走入了另一种片面与抽象。 孙中山不同意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当时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之一）。他说；“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 ［P776］他指出：“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 ［P781］他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 ［P779］ 二十年初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互助论热”，孙中山也不免受其影响，并试图用“互助论”来改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孙中山说“人类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在奋斗之中”。 ［P662］人类历史经历了“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的三个时期。人类自产生以来，便是“在竞争中求生存”。 ［P668］ “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当此廿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P342]在近代“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 ［P791］但社会生存的状态不是彼此利益对立的斗争，而是多数利益相调和的“互助”。 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 ［P779］因此，孙中山把“互助”提升为人类自产生以来的基本进化原则，是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他指出“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 ［P365］孙中山承认这种斗争之性在人类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他终究不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而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 ［P365］孙中山提出,人类只有根除野蛮性,真正“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己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P156］孙中山借助 “人性”来证明“互助”的正当性，用“兽性”来证明“斗争”的非正当性，颇能影响一些人。可是，孙中山没有回答，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总是充满了源于“兽性”的斗争，而缺少源于“人性”的互助呢？人类又怎样才能完全脱离“兽性”而归于“人性”呢？这是孙中山的理论弱点所在。 在唯物史观迅速传播，其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孙中山接触到唯物史观，并受唯物史观影响，在肯定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提出民生史观思想。孙中山说“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P371] 他提出民生史观的目的是从哲学角度建立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观，取得对革命指导思想的话语主导权。孙中山并非反对唯物史观。他对马克思把“历史的中心”归为“物质”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中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从前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后来都变为赞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过细研究了马克思学说的人，更是信仰他”。 ［P773-774］ 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诚恳的，他对唯物史观的的批评是出于建立国民党人的革命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社会问题的需要，并不包含反对共产党的意义。在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孙中山民生史观借鉴并体现了一些唯物史观思想，对唯物史观有批评但不拒绝，有矛盾但不对抗。 这充分表现了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治立场同他的学术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曾中肯地评价说 “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的一致的结论”。[P1472] 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加剧，一些国民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等革命形势感到忧虑与恐慌，有人提出要“清党”“护党”。 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抵制唯物史观的影响，一些国民党人努力建构 “民生史观”思想体系作为国民党人的基本理论，并用它与唯物史观争夺国民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国民党理论家张太风后来回顾当时的历史状况时说，“在本党出师北伐前后，军事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之时，反对三民主义的人，直指三民主义没有哲学根据，意图贬低其价值，正是今日局踞一隅，大唱马列主义中国化者流所提出，这种谬论至今犹存，这是革命理论斗争的开始，也是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开始，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P18]童行白也说：“自发现共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以后，遂有清党护党之举，因清党而注意理论的分析，因护党而从事主义的阐扬；如胡汉民同志的连环性，周佛海同志的体系说等，均为名贵之作。”[P29]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对民生史观的研究与阐释较之孙中山在世时要积极得多，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至四十年代止，国民党出版了一大批民生史观研究著作与论文，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梅思平的《民生史观概论》、童行白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析论》、萨孟武的《民生史观》、叶青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吴曼君的《民生史观研究》、缪风林的《史观·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和张太风的《民生史观大纲》等。国民党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国民党本身的革命基本理论，以便与唯物史观相抗衡。 国民党人首先极力抬高“民生史观”的理论地位，认为它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和深化，从而劝导人们信奉民生史观，并以民生史观取代唯物史观理论地位。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初，戴季陶就指出：“先生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不是相对立的。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正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 戴季陶说，民生哲学比唯物史观更全面，使用范围更广。唯物史观只能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但是民生哲学却能把一切革命历史解释清楚。“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P105]。高承元把民生史观称为是一种“新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派唯物史观是广义唯物史观，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最广义派，它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更全面。他指出：“民生史观不是物质说的唯物史观”，“民生史观是消费与生产关系说的唯物史观——新唯物史观”。 [P26，P31] 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并一厢情愿的宣称民生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很难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也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不满。胡汉民说，在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人把孙中山与马克思拉在一起大肆宣传。“因为孙中山先生说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亦即是共产主义。’所以推论的结果，便成了三民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是国民党人“认贼作父”。童行白说：“共产党肩负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吹大擂的在人们面前舞弄，任何学说理论、他们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来统—于唯物史观一种解释之下，我党同志，信仰唯物史观的，连解释三民主义都用唯物史观作唯一的工具物，好像只有唯物史观可为一切事理的定律，执一切解释的霸权，抬高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将置民生史观于何地?”[P116]胡汉民与童行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不满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唯物史观”所垄断，反对国民党人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统一于唯物史观之下。 为此，国民党人努力建立完善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以便全面抵消唯物史观的影响。梅思平指出；“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得很好了。他们的中心理论现在都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由唯物史观从下推，则可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结论。由唯物史观从上报，则又可得有近代科学作后盾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现在是以唯物论作掩护，是藏在唯物论后面与一切社会学说相作战。凡反对唯物史观的，他们都加他一个唯心论或二元论的罪名。例如戴季陶同志发表‘民生哲学’的理论以后，一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到处宣传季陶同志是唯心论者。所以现在我们三民主义者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把三民主义站在民生史观的立足点上；第二步就是把民生史观找出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然后民生哲学全体才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而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根本扫除出去”。 戴季陶是最早试图建立一个与唯物史观截然对立的“民生史观”理论体系国民党思想家之一。戴季陶把民生史观与中国传统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是民生史观思想的来源。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戴季陶提出“孔子虽然没有做改制的工夫，然而他却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孙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传统“民生”哲学思想，而不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戴季陶强调“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但他把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物质经济成份抽去，而注入主观唯心主义成份。在他看来，人类求生存的冲动和欲望，乃是决定人们求生存的活动以及一切历史活动的“能生、所生的根源”。他说“社会文化越是进步，人类的关系越是复杂，由生存欲望派生出的欲望差异，也越繁多而明显……欲望的内含都是能生、所生的根源” 显然，历史发展的根源不是物质的、经济的原因，而是人的生存“冲动与欲望”，是这种“欲望”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源。 戴季陶搬出中国古代的“仁爱”学说，以“仁爱”作为孙中山“互助”的理论基础，完全摈除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保留认识。戴季陶强调说“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人类的本性”。以此为理论，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既然仁爱是人类的本性，那么“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呼吁“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攻击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周佛海在戴季陶民生史观体系提出的同时，也提出自已关于民生史观的体系说。童行白转述周佛海的思想时指出：“思想无论什么人都是有的。不过要在历史上占位置，在社会上生影响的思想，一定要有统系；而有统系的思想，一定是从三部分成立的， 一是对于过去的解释，二是对于现在的批评，三是对于将来的理想。从对于过去的解释，生出对于现在的批评，再从对于现在的批评，产出对于将来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生思想的全体，须看他对于过去的解释如何？对于现在的批评怎样?对于将来的理想及实现理想的手段如何?”周佛海在他的《中山先生思想概要》一文中按照他的观点，阐述了孙中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想，建立了关于民生史观的理论体系。 [P107，P114]。周佛海的思想马上被许多国民党人所接受。童行白不仅称赞他的学说是“名贵之作”．而且运用它来阐述自己的主张。陈立夫在他的《唯生论》的序言中也强调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进行科学地研究。在周佛海理论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思想体系的论述和研究几乎形成了一种模式。许多有关的著作都分为三个部分，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统一的认识。（这一点与中国学者早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结构是一致的）萨孟武不仅把历史观作为他阐述孙中山思想的出发点，而且也像童行白等人一样，强调现实社会的发展是由历史所决定的。 在孙中山逝世后，一批国民党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与唯物史观截然对立的“民生史观”哲学体系，作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便与唯物史观相对抗，夺取对国民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权。他们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完全割裂，甚至不惜抽出民生史观的有关唯物成份，把民生史观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爱”哲学之上，与唯物史观形成根本对立局面。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等人针对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尤其是把民生史观置于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对抗唯物史观的理论转变给予了积极地回击和坚决地批判。但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形成不相容的、对抗的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双方的斗争成为二十年代后期彼此关系的主题。当时有人曾这样评价说“民生史观一词是近20年来由国人根据中山先生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立的”。[P2] “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已成为近代社会学者争论之焦点。”［P1］ 二十年代后期，国民党人建构起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这就意味着国共两党在革命理论基础上已经分道扬镳，国民党人基于其基本的政治立场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认同，从而动摇了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国民党和共产党由合作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