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形象思维作为文艺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已被肯定下来了。但是，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个向题，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形象思维这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当别林斯基说“诗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时候，“形象的思维”是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即思维结果）来使用的。当毛主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时候，“形象思维”是当作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思维过程）来使用的。前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文艺本身的特征；后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的思维过程的特征。毛主席的说法科学地揭示了文艺创作过程的特殊规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家、艺术家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种种生活材料之后，要经过一个从酝酿构思到艺术表现的过程，才能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这塑造艺术形象的整个过程，就是作家、艺术家进行艰苦的形象思维的过程。所以，形象思维是作家、艺术家的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形象思维既是一种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运动的角度去把握它的基本特征，了解构成这种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运动的推动力量，运动的发展路线等。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形象思维运动以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

逻辑思维一般是舍去事物的具体感性的特点，以一个一个的抽象概念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人们借助概念形成各种判断和推理，做出理论的总结，以反映客观的规律，这是逻辑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形象思维的目的则是要塑造出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这就决定了形象思维始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而以一幅一幅的生活图画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艺术家虽然身居斗室，可他们的头脑却象电影银幕一样，一幅又一幅的具体生活图画在这里相继浮现出来，忽而是古代荒村，忽而是现代城镇，忽而是江南春色，忽而是北国雪景，忽而是清风朗月，忽而是暴风骤雨，忽而是情人相会，忽而是英雄献身……，万千图景，接踵而至，构成了文艺创作的思维运动。此种情形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所写的那样：“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把不可能提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但他用“神与物游”一语实际上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是以生活图象为基本单位的思维运动，这就相当精确地接触到了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形象思维的全过程，都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的。

在酝酿构思阶段，作家凝神默想，可他的头脑就象一匹奔马，在一幅幅生活图画之间驰骋，一会儿涌现出从生活中捕捉到的形象，一会儿浮现在生活经验基础上虚构的画面。毛主席在酝酿构思《七律二首·送瘟神》的时候，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这难道是一些概念在毛主席的头脑中转动吗？不，是昔日千村薛荔、万户萧疏的惨象，和今朝银锄起落、铁臂摇动的美景，象展翅的鸟儿一样，在毛主席的头脑中飞翔。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编辑约稿的当天晚上，就提笔写了一段，鲁迅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快捷顺当，不是没有原因的。鲁迅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1]原来阿Q这个形象，已在鲁迅的头脑中生活了好多年，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所以一提笔就能“写他出来”。苏轼善画竹子，他的经验是：“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2]画中之竹从胸中之竹而来，胸有成竹，才会有画中之竹。这确是经验之谈。清代画家傅山有一次为友人作画，作画时谢绝别人参观，可他那位朋友有些好奇，打算看看他是怎样画的，就躲在远处偷看。但见傅山动笔之前，手舞足蹈，或跳或跃，和疯子一样。友人大惊，就急忙跑过去，从背后伸手抱住了他的腰。傅山感叹地大叫道：“你这简直是败了我的画兴，这怎么办？”于是掷笔不画了。[3]傅山作画前的情形有些怪诞，可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一个画家在构思时，头脑中呈现出一幅一幅的生动画面，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仿佛身临画境，连自己也似乎变成了画中的蝴蝶或飞鸟，于是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了。郭沫若构思《地球，我的母亲》的情形和傅山作画的情形十分相似，他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发狂，然在当时却委实是感受着迫切。”[4]郭沫若为什么在写诗之前会如此“发狂”呢？可以肯定，当他受到诗兴的袭击之时，地球的形象已在他的头脑里跳动着，但还不够鲜明生动；于是他迫切需要亲自和他描写的对象——地球——亲昵拥抱，以使地球的形象在头脑里更鲜明、生动地活动起来，完成诗的构思过程。毛主席、鲁迅、苏轼、傅山和郭沫若的创作经验或创作前的精神状态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的酝酿构思阶段，的确是以一幅幅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来思考的。随着作家对这些生活图画的选择、比较、加工、虚构，逐渐形成了一些最清晰、鲜明、生动的图画，完成构思的深化过程，从而开始进人了艺术表现的阶段。

在艺术表现阶段，那些清晰、鲜明、生动的生话图画（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更加活跃地在作家头脑中跳动着，仿佛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那些人物形象、景物形象，在催逼着作家拿起笔来，将他（它）们描绘出来。据说，德国诗人歌德自己说过：每逢诗兴来时，便跑到书桌旁边，将就斜横着纸，连摆正它的时间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矗立着便写下去。[5]歌德写诗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急迫感，乃是因为此时头脑中的形象猛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扉，催着他写，不许他再有片刻的延缓。《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的体会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当写到高峰的地方，就搁不下笔，时常是为了第二天工作才强制着放下笔，我每天晚上写书的时候，不感觉是坐在温暖的宿舍里，而是在林海雪原里，和小分队的战友们在一起。”[6]曲波所说的这种情形，正是形象思维深化的一种表现，是不难理解的：当一个作家全神贯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正是他头脑中种种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最为活跃的时候，因此作家完全被自己构思的形象吸引住，以至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感觉，而与自己笔下人物融为一体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象思维进入成熟阶段，人物形象就要按照他自身的逻辑去行动。法捷耶夫曾说过：“在作者用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外表、态度等等之后，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在形象的发展中仿佛出现了自身的逻辑。”又说：“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进。”[7]《风雪之夜》的作者王汶石也有相似的体会，他说：“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一旦活跃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说话，作事，行动，抒发内心情绪，这时候，他常常却要跟他的作者发生争执，和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对抗，作者描写他，就不得不揣摸他们的性子，顺着他的脾气，引导着他沿着作品的合乎逻辑的主题思想的虚线向结局前进。”[8]作家自己虚构的人物，竟会站起来跟作家发生争执，提醒他的作者应该怎样描写他，这岂不太奇妙了吗？其实，此种情形在创作中是不少见的。如鲁迅开始写《阿Q正传》时，并没有料到阿Q的“大团圆”结局，但阿Q自己却一步一步向这个结局走去。又如法捷耶夫写《毁灭》时，最初的构思，美谛克应该自杀。但后来似乎是美谛克自己出来说服作者，他不应该自杀。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奇妙的境界正是形象思维运动达到了高度成熟阶段的标志。因为经过艰苦的形象思维之后，人物形象在作家头脑里定型了，于是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性格去行动、说话，所以这时候仿佛不是作家在指挥人物，倒是人物在支配作家。上述几个例子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作家在艺术表现阶段的思维状态，但都说明了：当作家进入艺术表现阶段之后，生活的图画不但没有从作家头脑中消失，相反它更清晰、更鲜明、更生动，同时也更活跃。

我们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用的是形象思维，是指作家思维的主导倾向来说的，这里并不排斥逻辑思维。事实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当作家一旦处于形象思维状态，就以生活图画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有人可能质向：不论那种思维运动，都必须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9]这岂不是说任何思维都要依赖抽象的概念，怎么能说形象思维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呢？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诚然，无论何种思维的确都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一个词语都已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语言具有一般性的品格。科李家正是利用语言这一般性的品格，进行抽象的判断、推理，进行逻辑思维。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的一般性又可转化为个别性。当作家把普通的词语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化为具体的文学语言（具有形象化、个性化和感情色彩特点的语言）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描绘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等。例如，“闹”这个单词，当它不和别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它是对各式各样的“闹”的现象的抽象。但是，当“闹”这个单词被诗人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当作文学语汇放进“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的时候，它就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了。不是吗？我们读着“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仿佛就置身于明媚的春光里，看见那一群美丽蝴蝶和蜜蜂，围着那朵朵鲜艳的杏花，跳舞唱歌，闹个不停。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作家处于形象思维状态时，生活图画和描绘这种图画的语言（默念的）必定是同时出现在脑海中的；在这里，生活图画是内容，语言则是外壳。囚此，我们说形象思维以语言为工具，又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是并不矛盾的。

第二，形象思维运动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在作家头脑里运动着的，除生活图画之外，还有作家的感情。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为什么会充满作家的感情活动呢？我们说这是由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高尔基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摄照’现实，他或是确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灭现实。”[10]这种“赞成或反对的斗争”当然要贯穿整个形象思维的过程。当作家进入形象思维之后，他的脑海中相继浮现出了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形象有真的、善的、美的，也有假的、恶的、丑的，作家似乎就处在这些形象的包围之中，实地感受着他们的种种崇高的或卑下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思想言行，作家对他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鲜明地表现出赞成或是反对，爱或是憎。这样一来，形象和感情紧紧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强烈的感情活动，不但伴随着生活图画，贯穿形象思维的始终，而且对思维运动起一种推动作用。

在体验生活阶段，生活为作家提供了具体感性的生活图画，同时也拨动了作家的感情的琴弦。这种深深根植于生活土壤里的感情，对于形象思维运动的产生来说，是一种推动力，这是许多作家的一致体会。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中说：“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三千里江山》的作者杨朔的体会是：“有好几次，我见到我们志愿军的英雄行动，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太感动了，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11]白居易和杨朔，一古一今，他们共同的创作经验，都说明了作家从生活中捕捉形象，有了实感，同时产生爱憎，有了真情，正是这“真情”诱发了作家创作的要求。这就证明了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一瞬，作家的感情活动就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在酝酿构思和艺术表现阶段，即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作家的感情活动没有消失，而是更强烈、更深刻、更有规律。作家的感情随着艺术构思中的人物形象的命运而起伏变化，可能为理想人物的成功和胜利而笑逐颜开，也可能为他们的失败和牺牲而潸然泪下；可能为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