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 【 作 者】黄修己 【 正 文】 一、轻舟已过万重山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十余年来“重写”之声从未间断，今年又有“文学史重构”的学术研讨会。这说明人们对已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尚感未能满意，仍企盼着更为新鲜、更具突破性的新著；所以，“重写”、“重构”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只忙着呼吁、研讨，而能静下心来，细细地盘点一番，很容易就会发现，不满归不满，事实归事实，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编纂，不知不觉间已经面目大变(不是小变、中变)。我现在先举个小例子，这小例子反映的并不一定是小问题，可能关系对现代文学发展全局的评价。这就是对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评价。在较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中，是给予最高赞许的。看看公认为权威性教材的唐ｔāｏ@①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该书第三卷有整整一章篇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为题，立三节评述了这场文艺整风。给予《讲话》的评价是“自有无产阶段文艺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给予文艺整风运动的评价是继“五四”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192页)我这里只是拣了几句，实际上颂扬之语遍布整章。 时间穿过了八九十年代，上述的评价在悄悄地得到修正。试看看上世纪末新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教材。这里以教育部教学体系、内容改革研究项目的三部现代文学史为例，这是官方组织的教材，一般地说不强调个人化的独见。但就是这几部文学史著中，对过去极力突出，占有大篇幅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论述，也已经今非昔比。有的如果不仔细翻找，几乎找不到这内容在哪个章节里了。这三部著作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程光炜本共25章，其第15章“战争时代文学的走势和选择”，在全书418页中占有7页。在这7页中包含了许多内容：两个口号论争和“左联”解散，“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对《华威先生》的批评，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张道藩的“文艺政策”，民族形式的讨论，关于胡风“主观论”的论争，沦陷区的文艺论争，还有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往需要十几万字的内容挤在7页里，当然只能各各略说几句。其中以往认为划时代事件的延安文艺整风，其字数仅略多于比较次要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由此可见其描述之简略，当然在章节上，甚至目录里各节内容的提要，也都不标出这一事件。 朱栋霖本共37章，其中第21章为“解放区文艺思潮”，以下不设节，是该书最小的一章。其中对延安文艺整风的描述，篇幅近于程本，也非常简略。但保留了一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320页)既然意义这么大，为什么连“延安文艺整风”的名称都不能上章节?这是自相矛盾的。 评价较为积极的是孔范今本，认为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文学为群众服务”这一根本性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又说“《讲话》的发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和文艺创作进入新阶段”(第844、846页)。可以看出这里保留了以往的评价模式。但是孔本同样没有在章节上标出“延安文艺整风”，这一节的题目竟是“对立的两种文艺‘法典’的确立与文学界的新形势”。这是把毛泽东的《讲话》，与同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并列，称为文艺从属政治的“法典”。“法典”是中性词，但用在这里似带贬意。 总之，给予小篇幅，不做章节的题目，叙述的客观化、简约化以及含蓄的批评，都说明对延安文艺整风的评价，已经大不同于唐ｔāｏ@①本了。 这个例子也许很平淡，因为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不妨再简要地作个盘点： 一、不再肯定“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这在过去是绝对必要的，甚至被视为政治问题。但都强调“人的自觉”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也开始较多记述“五四”与近代文学的紧密关联，模糊了“新”、“旧”民主革命的划分和界限。 二、改变对历次文艺论争的评价。不再把“学衡”派当作“封建复古主义”的反动流派，肯定“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作用。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与抗战无关”论者、民主个人主义者等，不再当作革命的敌人进行批判，肯定其自由主义者的地位、作用，肯定他们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对于左翼文学界与他们论争中的左倾偏向，作了批评。因此，过去认为现代文学史自始至终贯串着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线索，已经不能成立。 三、对革命文学、无产阶段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一条线，过去认为是现代文学的主线(甚至是唯一的一条线)，做了严格的审视，批评它们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错误。这里包括对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批评。过去被认为是推动现代文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变得不再光辉了。就在这条线内部，也更多地肯定以前被压抑的一方，如同为左翼的胡风的理论，得到较高的正面评价。 四、于是，左翼作家的评价随之跌落，他们原先的崇高地位受到质疑。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三巨头，也不能例外。鲁迅不断地受“贬抑”。茅盾被挤出小说大师之列，此事曾轰动一时。郭沫若则连他的人品也大受诟病。 五、反过来，以往被冷落或受到不公正批判的自由主义作家，地位飚升了。这些年来作家研究的热门是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施蛰存等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旦等“九叶诗人”、钱钟书、张爱玲等。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作家评价的一起一落造成现代文学史面貌的大改观。 六、入史范围的扩大，打破了革命文学的一统天下，打破了现代文学的纯粹性。例如现代主义不再被当作资产阶段反动、颓废的流派，肯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写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一条连续的线索。还有受批判的通俗小说，被视为市民文学，旧体诗词被视为仍有重大成就的部门，都喊叫着要挤进现代文学史…… 把上述这些变化集合起来，编一部新的现代文学史，相信会让人生“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感慨。1949年建国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总结“五四”后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提出中国文艺界主要论争存在于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他宣告前者“已经完全破产了”。此后多年间，经过政治运动、思想批判的助力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史范型，所依据的就是郭氏的这种总结，如今可说是通体解构了。那条被认为“完全破产了”的路线，产生了许多大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了重要地位；那条被认为胜利了的路线，似乎总是不断地犯错误，并且损害了许多作家的艺术天才!从上面简单的概念，不难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情状，正可谓“重写”、“重构”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二、世无常势，史无常形 上述的巨大变化不是突发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不是特意去盘点，人们还不觉得自己已经越过万重山，已经走出很远了。恰好这20年间中国社会局势的变化，也是渐进式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认识的变化，无疑是受到这段时间中国局势变化的重大影响，给人以鲜明的“势大于人”之感。“势”即客观的局势，“人”指研究者。“势大于人”是说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主要不是由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达到的，而是客观局势的变化，像无形却握有巨大权力之手，左右着研究者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变了，随之对现代文学史的看法也变了。人们陶醉在自以为的学术创新的喜悦中，哪知其实是时势之手拨转人们的视线，使其有了观察的新尺度。现代文学史虽然是“史”，但毕竟离现实太近，现实局势的波动，往往迅即牵动对现代文学的评价，使我们看到这么一种景观：文学史上各种力量间关系的重组，往往反映着现实的各阶层力量配置的变动。离现实越近，与现实关系越是紧密，这样的研究对象越容易成为现实社会变动的思想倒影。 当着1949年人民革命取得大胜利之时，人们回顾革命历史，必然着重看到旧时代的腐朽，看到其崩溃的历史趋势，必然会高声歌颂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阶级力量，尽力描述其丰功伟绩。这就决定了那时作为一门新学科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史，必然极力肯定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的功绩，尽力挖掘这方面的史料，自觉不自觉地夸大其作用。也很自然地选择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完备的历史阐释体系是当时的权力话语)，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那时的“势”对于“人”的作用，决定了那时编出的现代文学史的面貌。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总报告中，提到封建文艺和国民党法西斯文艺，都只一笔带过，却集中火力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强调现代文学史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绝非偶然。这里牵涉到现代文学30年间，左翼文艺与“自由资产阶级”文艺“友军”间割不断的恩怨，和越来越深的隔阂。到了1957年反右，那时称为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便名正言顺地当了革命对象。以“章罗联盟”为首，从政界到学界，一批当年“自由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到了这时，现代文学史上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到后来“整理国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一系列论争，便被大大地突出，而一批“自由资产阶级”作家，不是被请出文学史，就是当作反面人物入史。这又是当时的“势”对于“人”的强大作用。到了“文革”，时势又一变，这回影响之大到了整部现代文学史都站不住了，在“势”的重压下，“人”只好关门大吉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时势变迁，不必我来多说了，总之是已经引起“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引自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前言第1、2页)因此，必然引起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又引出新的历史阐释系统。现代文学史中以前受压抑的抬起了头，以前雄踞领导地位的，明显地下降了，其变化方向似与五六十年代正相反，这种变化与20多年来社会时势的变动正相应合。现代文学史研究也成了反映社会变动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例如在80年代，在这被称为“启蒙主义”的时期里，质疑《新民主主义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救亡压倒启蒙”等启蒙主义的历史阐释体系。到了90年代，在“新儒家”、“后现代”的质疑下，启蒙主义步入低潮，现代文学史的纯粹性便难以坚守，一个多元阐释的局面正在形成，各各企图重构自己的历史图像。敏感的现代文学研究家，深切地感受到了“势”的推动力，心中不断地涌动着“重写”、“重构”的热情。目前已有的变化，显然还没有满足他们的历史想象。因此跨过了世纪，又来高唱“重构”之曲。和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那时的“势”有明显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思想的特点，现在则模糊化了。 三、只眼须凭自主张 现在我们至少看到现代文学的两种历史范型。一种是以王瑶、唐ｔāｏ@①为代表的，肯定“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领导且不断发展，到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更开辟了文学的新时期，成了划时代的事件。鲁迅是“五四”的旗手、主将，30年间最主要的作家是“鲁郭茅，巴老曹”，1942年后还有赵树理。另一种是几部新出版的，其变化已在本文第一节中略述，与王瑶、唐ｔāｏ@①的范型已有很大不同。其实还有一种似乎呼之欲出，不过还没有一部书来加以集中，以创立新范型。那就是“五四”是胡适(等几个人)领导的，胡适应该是旗手。30年最主要作家应该是“鲁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30年间确实出现革命文学一条线，但没有多少像样的成果，真正为现代文学创立了功勋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这正如把王瑶、唐ｔāｏ@①范型，也把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总结，痛痛快快地翻了个个儿。 稍微在治学上讲点严谨性的人，面对上述状况大概会有点困惑——到底哪一种历史范型才是真实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认识是： 一、“历史”这个概念含有两种意思：一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把它叫“实史”；一指这“实史”被人用文字编写成的著作，我把它叫“编史”。“实史”是客观存在的，可以有绝对真实性。就像鲁迅虽已去世，但《新青年》保留下来了，可以看到1918年他的《狂人日记》是绝对真实的。“编史”是人们依据所掌握的史料，经过组织编排写成的；因而既有史料是否准确完备，又有评价是否科学的问题，便有强烈的主观性。我们追问历史真实性，就是指这类“编史”的真实程度。 由于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是无法还原的，只能根据其遗留物(史料)去认识它。这遗留物的多寡、真伪，加上编纂者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造成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的原生态，而只能“接近”或“逼近”原生态；因而“编史”便只能具有相对的真实性，还有可能完全违背真实。历史上所有的公认为权威的史著，都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绝对真实的“编史”是没有的。“重写文学史”如果不提供新的实史，不能纠正以往史料的错误，而只热衷于“重评”，那么，重写后的“编史”，也只能说可能有相对的真实性。 后现代的一种史学观说：“历史是文本”，把史学只看作“叙述学”，就是指的“编史”，而忽视、无视“实史”。难道鲁迅是文本吗?当然不是，只有写到文学史里的那个鲁迅才可以说是文本。因此，不同文学史著里的鲁迅，便可能不一样。我们要承认“实史”的客观存在，穷搜苦求“实史”的遗留物，力求接近、逼近“实史”；还要破除对“编史”的真实性的迷信，尽管它们都宣称惟我最真实。 二、“编史”中所包含的编者对历史的认识(史识)，是各有不同，不断变动的。编纂者如果具有多元开放的心怀，便应有如实的告白，交代自己的“编史”是在什么样史识观照下的，说明自己只有相对真实性；而不取一元独断的态度，以自己为唯一的正确。一般地说，与时俱进的史识，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虽然过一段时间又会有新的史识来取代，但它曾在某一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对历史的认识，其作用不可轻易抹杀。这样，看到历史范型不断变动时就不必困惑。对被认为“过时”的史识，不必也不该打倒、砸烂、颠覆、放逐。我们应该知道对于同一史实，人们有过什么样的认识过程，追踪这认识过程，有点像“知识考古学”；要把这个认识过程看成是史识嬗变的一根链条，对链条中的每一环，要承认其曾有的相对合理性，承认其链接作用的意义，还可以吸收其仍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成分。 三、史识之变受时势变迁的深刻影响，形成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的突出现象；我们在无力脱离环境，不能免受影响的情况下，要有清醒的头脑。历史都有其局限性。1949年之“势”，五六十年代之“势”，当然都有局限性，“文革”更是一种大曲折、大倒退。因此，不同时期局势影响的史识也都有局限性，有的可能还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今天我们识破以前某种史识的错误或片面性；但在它出现的当时，多被视为最先锋、最正确的，是一种创新、突破。同样，今天我们自认为最先锋、最正确，有创新，有突破的观点，会不会若干年后人们也会发现其错误、片面，也要来颠覆、批判?我想是肯定的。更何况时势对学术往往有其要求，有时不惜损害史实的真实性、完整性。因此，面对着时势的强烈影响，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还是很有必要的。适当与时势保持距离，当着时潮不利于学术工作时，坚持实事求是，敢于顶风抗流，都是保持学术良心所必要的。“只眼须凭自主张”，不要老是跟“势”说短长。现在有人一心热衷于追求“当代性”，想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时势紧密地拥抱，忽视了对时势应有的警惕，忽视了学术工作应有的独立品格。这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不要忘了这方面太多太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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