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语言学泰斗，一生著有论文300多篇，专著30余部，内容涉及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和目录等诸多学科。从教60余载，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白涤洲、舒舍予、孙楷第、廖舒东、徐世荣、张寿康等著名语言学家和作家。他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和导师，也是现代语文教育学的奠基人。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号鹏庵，湖南湘潭人，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后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自1920年起，黎锦熙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国文教授。1937年，他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不久辗转至汉中、兰州等地，期间历任教授、系主任及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和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务，1955年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0年至1964年，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3月，黎锦熙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现代汉语语法的鼻祖
　　1890年2月2日，黎锦熙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黎葆堂是前清举人，父亲黎松庵在诗画与篆刻方面颇有造诣，曾和齐白石等人组成“龙山诗社”，而母亲同样擅长书法诗歌。父亲黎松庵性情淡泊，辞官回家后，有意以“新学”教育子女，并设立了长塘杉溪学校。这所中西合璧的家庭学校在讲授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开设了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目。良好的家教使得黎锦熙兄弟八人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被称为“黎氏八俊”。其中，作为长子的黎锦熙自幼耳濡目染，喜好诗书，4岁便以《诗经》启蒙。9岁时，他参加了“罗山诗社”，而这一时期对《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的阅读开阔了他的眼界。10岁时，他已读完“十三经”、半部《昭明文选》，以及大量散文名作。15岁时，他考中清朝最后一届秀才。
　　1906年12月4日，同盟会策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在此进步思潮及民主运动的影响下，黎锦熙与志同道合的张平子发起“德育会”，号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后因活动被清政府得知，无奈之下，他从长沙逃回家乡。1907年，在实业救国思潮的鼓舞下，他考入北京铁道专科学堂，期间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次年，学校毁于大火，全体学员转入武昌的湖北铁道学堂。不久，黎锦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并于1911年夏天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武昌起义时，长沙建立军政府，黎锦熙受聘担任督军谭延闽的秘书及都督府民政部秘书。然而官场复杂，仅仅过了10天，他便毅然辞去职务。放弃从政后，黎锦熙开始出任《长沙日报》主编，但因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报纸一度被迫停刊。之后，他与友人一同创办《湖南公报》，并为该报撰写了大量时评与社论。
　　1912年，黎锦熙担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负责编辑小学教科书，这是他正式投身于语文教育事业的开始。次年，他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历史教员。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湖南第一师范合并，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又担任国文教员。当时，毛泽东尚在该校就读，黎锦熙虽然身为他的老师，但由于两人年岁相差仅3岁，又在诸多方面颇为投缘，因此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
　　1915年，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任教科书编审处特邀编审员及文科部主任，力主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华国语研究会”，推行“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1920年，他与同仁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并在北京高等师范及女高师等学校首次开设“国语文法”课程。黎锦熙还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国文教授，讲授国语文法、修辞学、音韵学及近代语研究等课程。任教期间，他培养了大量的语言学人才，逐步奠定了我国语言学教育的基础。而他的教学实践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中被总结成文，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作为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专著，这本书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研究语言的学者们必读的学术经典，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23年，黎锦熙与刘复、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研制国语罗马字，预备进行文字改革。他与钱玄同等人共同拟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奠定了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黎锦熙出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193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会”成立，他担任研究会的导师。次年，他撰写的《国语运动史纲》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自清末以来汉字改革、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
　　1937年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在西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黎锦熙随同北师大来到西安，不久，又随之迁往汉中与兰州等地。1945年他同许德衡等人倡导成立九三学社，1948年回到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间，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49年，黎锦熙与吴玉章、成仿吾、马叙伦、范文澜、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并出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因患心脏病，黎锦熙无法去师大讲课，就坚持在家中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并继续从事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
　　1919年时，黎锦熙为自己撰写过一副对联：“终身文字改革，豁出去了；个人环境毁誉，满不在乎。”为此，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而正是他的心血与汗水铺就了中国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前进的道路。
　　现代语文教育学的奠基人
　　“文法之学，肇自《文通》；语法之学，建于黎翁。”这句流传于中国语言学界的话指出了黎锦熙在语言文字学上的成就，作为一位从教60余年的教育家，他对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开始进入语文教学领域，正当许多教师对于如何教授白话文茫然无措时，黎锦熙编著的《新著国语教学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语文教学上的很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黎锦熙主张语文学科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结合，即，语文是一种工具，但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艺术，提高他们的人格精神，养成他们自身的个性趣味，二者不可偏废。他把语文教学的具体目的和任务规定为语文能力的培养，反对传统教学中重“文”轻“语”的现象，强调了听和说的重要性。因为“读法教学若不彻底，研究心和求知的兴趣在儿童时代不能培养出来”，儿童就“不能收到适应时代的知识”。为此，他特别划出了话法教学时间，来训练学生口说与耳听的技能。
　　黎锦熙很早就提出，一切教育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国文，而彼时，我国教育最主要的症结就在于教材的不适宜，特别是语文教材。因此，语文教材的编写在他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担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时，他就曾把《西游记》选入小学课本，引得教育界一片惊骇。1914年，他与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等人组织创办了以介绍欧美新书及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为主要工作的“宏文图书编译社”，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国文读本。后来他与王恩华合作出版了《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书中收集、介绍了自1908年至1937年间全国60余种课本，这不仅为当时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对后世语文教材史的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他还审定修改了许多他人编写的教材，“仅中学国文教材他就审查了100多套”。
黎锦熙在教材的编选上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突出教育的层次性，要“合于本国的教育宗旨”和 “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需要的程序”。他把心理学引入编写过程，认为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和认知的水平，不同年级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教材，从而逐渐丰富学生的知识。他对国情和学生的尊重，体现了自身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
　　他还认为教材应分为“正读本”和“副读本”，前者向学生提供最为根本和必要的语文知识，后者则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他们的阅读量及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他强调编纂的体例要多样化，这既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心理发展的水平，也避免了教材体例的单调呆板。同时，他也尽力丰富教材内容，将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融合进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大空间。
　　在教材的编写上，黎锦熙一直坚持文白混编，并且提出用插图来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和学习兴趣教材。而在充分强调学习者的重要性时，他也考虑到了教授者，认为统一的教材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统一教授，对于不同的院系，教材内容的分配上应该有所侧重。尽管他很重视教材的编写，但仍然认为教材不是终点，新的教材须有相应的新教法。
　　除此之外，黎锦熙对于语文教育的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也都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国语教学有着重要意义，还为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启示和指导。
　　与毛泽东的师生情
　　黎锦熙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语言学泰斗。1986年夏天，日中教育恳谈会副会长伊地智善继先生来北京参加“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时曾说：“与会者有80%是吃过黎锦熙先生‘奶’的。”黎锦熙在学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这位大师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开国领袖毛泽东长达60年的师生情。
　　1913年，黎锦熙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同年，毛泽东也考入该校。后来，他们又一起从四师转到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最喜欢的正是黎锦熙所教授的历史课，而黎锦熙对毛泽东也非常欣赏。于是，这对相差3岁的师生很快便成为挚友。黎锦熙不但在学识上对毛泽东悉心教导，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和帮助他。1915年，黎锦熙离开长沙去北京。此后的数年间，毛泽东曾给他写过6封信，其中既有称赞他的进步思想、改革主张和道德学问的内容，也有对他的规劝。这些信件都被黎锦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珍贵资料。
　　毛泽东投身于革命之后，这对挚友之间便断了音讯，直至北平解放，两人才久别重逢。毛泽东曾希望黎锦熙进政府担任实职，然而后者一直钟情于文字改革和教育事业，以健康为由婉言推辞。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仍与黎锦熙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支持和关心着他的工作与生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黎锦熙听闻噩耗，一病不起，身体日渐衰弱。1978年3月27日，因心脏病发作，他倒在了书桌旁。临终前，这位语言学泰斗还在一字一句地校订着自己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稿子的末尾，他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